一直声称自己属于例外情况的美国，通常被认为不适于进行历史的类比。但是与过去帝国命运的比较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最近一个与德国历史的类比深深地打动了我：那就是德国领导人在一战当中遇到的灾难，代表人物是威廉二世皇帝。威廉二世于1888年29岁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开明的父亲在执政88天后最终屈服于喉癌的命运。他的祖父威廉一世执政期间普鲁士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终使俾斯麦在1871年成功地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

威廉二世成为国家的领袖是在欧洲霸权的鼎盛时期。到19世纪90年代为止，德国已经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权力同样伴随着反抗，德国惊疑不定的欧洲邻国开始成立了防御联盟。

威廉炫耀他不受限制的权力，相信这种权力是上天神圣的赐予。他极为蔑视议会，并鼓吹自己从未阅读过规定了议会权力范围的宪法。他聪明勤奋、重视技术进步，也许甚至天赋卓绝，但却幼稚而容易冲动；他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彻底沉醉，身上所穿的戎装令他欣喜若狂。他的夸夸其谈和放纵与普鲁士人的性格特点格格不入。

他醉心于夸夸其谈的演讲，曾经有一次警告刚刚招募的新兵如果接到命令，他们甚至不得不打死自己的同伴。他对到中国镇压八国联军的士兵下达了令人瞠目的命令：他们应该像昔日的破坏者那样唤起人们心中隐藏的恐惧。他憎恨自由批评者。他在谈论异族，特别是大英帝国时迫不及待地表达自己的蔑视。上述某些现象来源与他自身矛盾的恐英心理，以及对自己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皇之女信任的缺失。

更糟糕的是，他支持那些试图扩大德国军事实力的团体，包括创立能与英国海军相媲美的远洋舰队。他对政府所下达的指令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它们干扰了他理想中转变。从一开始，他的随从人员就为他的反复无常和精神失衡感到深深的忧虑。

从1890到1914年德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利，对于这样的结果，威廉二世在形式上、有时也在实际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威廉并不是一战期间德国实际的领袖，这一点从德国在一战当中的行为举止即可看出端倪。1914年7月上旬，在奥地利的弗朗茨·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以后，威廉就竭力鼓动奥地利民众，但到那个月的月底，他却无法在下达军事策略（即著名的施利芬计划）的命令之后，阻止自己的部下挑起一场战争。

战争一旦开始，威廉就成了最高的军事统率，在政府敌对势力之间进行裁断就是他最主要的职责。中央政府爆发了军民冲突，德国军队一直难以舍弃国中之国的思想和状态。不仅如此，军事和平民领袖也在思想上四分五裂。

在马恩河战役（1914年9月）和施利芬计划失败以后，威廉的某些顾问意识到军事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因此意识到和平谈判的必要。但在那个时候，即使是平民身份的首相也决意实现宏大的战争目标，这使得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

从那时开始，德国皇帝的精神状态就成了战争行为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必须做出最不寻常的决策：那就是更换军事和民事领袖，还有在1917年是否宣布开始不受限制的潜艇战争，并由此导致美国最终参战。

德国（和欧洲）的命运取决于威廉如何决策。但在三年令人难以想象的大屠杀后，德国皇帝已经沦为保罗·冯·兴登堡及其参谋长埃里希•魯登道夫所操纵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工具。他们深受德国统治阶级的信任，决意拒绝一切妥协，并坚信“再努一把力”就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与此同时，皇帝被系统地与事实真相隔绝，不再了解战争的真实状况。

1918年春曾有一刻——在布尔什维克签署了由德国炮制的迦太基式和约后——德国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截止到8月，盟军突破了德国的防线，被打得晕头转向的鲁登道夫害怕自己的军队突然崩溃，要求新组建的平民政府立即发出停火请求。但盟军根本不与皇帝谈判。厌倦了战争的德国人开始要求皇帝退位。

在军队的胁迫下，威廉开始流亡荷兰，直到1941年去世，他都在那里竭尽所能的散播恶意言论：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要对失败负责，而只有他才谈得上正确。他认定希特勒是上帝选定的新任统治者，被背信弃义击败的德国的救星，他的观点再次代表了他以前的很大一部分民众，也给了他们不少鼓励。

威廉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所领导的政治体系也存在着深刻的问题。但是最终，他最大的错误是把权力交给了军事和民事强硬派——把这些鹰派人物称为保守派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彻底重组欧洲。

当然，美国不是德意志帝国。但一个国家的战时领袖内部争吵不断，最终用他们虚假、秘密和偏执的方式给本国人民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伤害，这样的教训也许值得记取。他们领导行为的后果只有在日后才得以显现，受到伤害的国民由于深刻的政治和道德分歧与仇恨而互相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