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冷战”敌人、白人至上主义者和邪恶的天才等反派角色在好莱坞大行其道。而现在这些角色已风光不再。当今，跨国公司们正越来越被定型为我们全球化的世界里的超级恶棍。由于它们深入人潜意识的促销手段和暗渡陈仓式的产品推介，大公司们正在我们流行文化的故事情节中备受诟病。

这种“待遇”远远超过了迈克·穆尔备受争议的《华氏9/11》和《大公司》（The Corporation）,等纪录片里，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严肃却又有些偏执的描绘。它延伸到了如《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这样的主流大片，在片中，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对抗剥削非洲，进行药物试验的全球性制药公司。

确切地说，反社会的大公司成为书籍和电影里的常客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但以跨国公司为典型的恶棍公司（的形象）从未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

这是否有失公允？毕竟，大多数的大公司也只不过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确保稀缺的全球资本的使用效益最大化的便利机制罢了。以开明著称的好莱坞导演们是不是花了过多的时间在反全球化的集会上？也许吧。但我愿意相信，好莱坞的担忧，不论有多幼稚，也只代表了对全球化的不公正越来越强烈的憎恶情绪的冰山一角。

道理很简单：大公司代表着资本，而资本—以工厂、设备、机器、资金甚至房屋等形式出现—正是全球化时代唯一的大赢家。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公司的利润都在突破着投资者的期望。甚至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样极不景气的国家，虽然就业保障正在消失，但大公司们仍能遨游在现金的海洋里。

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现象却不以为奇。在全球的劳力大军中增加20亿印度和中国工人，那么其它生产资料的价值—特别是资本和商品（例如黄金和石油）--肯定会上涨。随着世界各地的资本家们掌控的经济份额越来越大，这已是既成事实。（从理论上讲，在劳动力丰富的中国和印度，资本家可能成为输家。但在现实中，由于其政府成功的同步自由化和全球化，他们也受益匪浅。）

许多政策制定者们似乎有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各大经济体继续摆脱2001年的衰退，利润的暴涨纯粹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还有，他们预测说工资会在本周期的后面一段完全追上这种涨势。

而形势却似乎并非如此。资本在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在过去20年里不断扩大，而且这种趋势看起来还会持续下去。的确，大公司收入份额的不断增加是1990年代初期以来，长期但不平衡的股票牛市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但与此同时，富国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计入通胀）在过去20年里却几乎没变。

其中的一些趋势也和现代技术变革的特点有关。这种特性使其绝对地垂青于资本和熟练工人。不管这些技术变革初衷如何，由此带来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是一种造成世界各地不安定因素的重要力量--从富有的美国，到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再到面临改革挑战的欧洲。保守人士喜欢说“水涨船高”。似乎有理，但那些没有船的人们又会怎样呢？比如生活在被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的那些穷人？

如果各国政府提高针对富人的税收并加强对穷人的补贴，那么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本来不会如此恶化。很不幸，任何一个对资本税负过重的国家，只会把资本驱赶到税负较轻的地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家政府对潜在的流动性生产要素征税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使全球性大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的机制也同样阻止政府从这种攫取中分更大的一杯羹。

不幸的是，随着现代技术在全球的渗透和中国、印度、巴西及东欧继续融入全球化的生产，非熟练工人工资减少的长期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还要持续。这并不是说全球化使非熟练工人在绝对意义上变得更贫困；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可以收支平衡，甚至更好。但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总体的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紧张社会关系是一颗定时炸弹。

果真如此，那么好莱坞对跨国公司卡通式的描绘可能在某一天会赢得主流意识，并造成政治巨变，从而撕毁当今的社会契约。那对于得利者和穷人都没有好处。政府—和大公司们—必须寻求更好的方式，通过更好的教育，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和其他渠道提供平等机会。否则全球化的故事情节就可能会按剧本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