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日内瓦——欧洲缓慢发酵的主权债务危机看似特殊，其实却早有先例。早在数十年前欧洲就曾建立过一项“汇率机制协议”，随后却在一场与当前类似的危机中灰飞烟灭。那么此次危机的后果又会与往年不同吗？

当时的汇率机制协议力图将欧洲大部分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然而其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却依然由本国制定，既然如此，偶尔的财政失衡当然也在所难免。一旦资本市场察觉到某些成员国出现了问题，他们必定做空其中最脆弱国家的货币并逼迫该国政府贬值。而政府一般不肯就范，还指责投机者，但在匆忙抵挡了几天之后必定败下阵来。

对于那些经济健全的汇率机制成员国，市场也会检验其政策制定者的决心，尤其是在突发重大事件或是大选之时。在某些案例中，即便是一个经济基础稳固，金融运作有序的政府也可能陷入麻烦。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深知这一点：在1990年代初，时任法国央行行长的他就应对过类似的危机。

当时某些汇率机制观察家认为这些问题不难解决。只要那些印刷“硬通货”的国家央行（比如德国）愿意向那些“软通货”同僚们提供无限度的支持，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倘若德国央行时刻准备着购入“无限数量”的意大利里拉或者法郎，当然也没人敢做空这些货币了。

 “无限数量”这个概念其实相当重要：如果数量有限的话，投机者就可以迫使官员们耗尽这个数量，最终让购入机构（德国央行）蒙受损失。而货币支持又可能影响财政转移，使有限干涉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提供无限支持的话，每一个投机者都会被制服，也无需承受任何损失（因此支撑一个弱势货币的干涉手段也能获得成功）。

但唯一的问题是德国央行和德国政府经常会强烈抵制这一安排，理由是这可能导致印刷无限数量的德国马克并催生通胀。

于是欧洲就创设了欧元这个新单一货币，以此取代各国货币并解决投机冲击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既然里拉或者法郎已经废除，那么自然也无从做空了。但意大利和法国也必须为这种安全保障付出代价：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任何欧元区国家之外，不受他们管辖。

但当前的债务危机却令从前的老问题死灰复燃，而债券则扮演了当年汇率机制中货币的角色。某些欧元区国家过度借债并受到了市场的惩罚，这或许是罪有应得，但其他国家却在忧虑气氛中受到了牵连，进而沦为投机者的目标。在7月21日，欧元区国家领导人同意“进一步扩大”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适用范围，允许其在二级市场购入受灾欧元区国家的债券。

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更广泛干涉”令人不禁回想起当年为拯救汇率机制而提出的“无限数量”外汇干涉手段。如果“更广泛”意味着零散的有限承诺将最终被耗尽，那么这一方案就可能有蒙受损失的风险（正如德国央行如果有限度地维护弱势汇率机制成员国货币的话就将承受损失）。为了避免这一点就需要实施“无限干涉”。但此举应当由谁出钱，又该听谁的指挥呢？

这就解释了为何发行“欧元债券”的讨论会愈演愈烈。将所有欧元区国家发行的债券转化成一种所有欧元区政府都认可的债券，这如同当年防止汇率机制崩溃方案的翻版。但德国政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掌握本国的信用，正如当年废德国央行立欧洲央行导致德国无法控制其货币的成色一样——虽然作为补偿，德国在建立欧洲央行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

但如今缺失的则是与欧洲央行独立性等同的机制，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确保德国的参与。那么当年“无限干涉”政策的主要反对者——欧洲央行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奥托马·伊辛——最近又开始指责“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广泛干涉”和欧元债券就并非巧合。在伊辛看来，当前这个方案是“不民主的”。

为确保德国参与就很可能要做出极大让步。这个具备市场般监控乱借贷者能力的担保人大概需要实现机构化，宪法化以及政治化——或许意味着成立一个至少与欧洲央行具有同等信用的机构来正式掌管全欧财政政策，而这又意味着极大削弱各国议会的权力。

这样的激进变革必须取得全部欧元区国家的共识。同时又必须让德国联邦议院（而非标准普尔这类评级机构）感到满意。一旦缺少了这一点，任何方案都注定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