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前苏联帝国范围内首个独立的公民运动“团结工会”宣告成立，尽管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可忽视，但“团结”从本质上看既非政治运动亦非工会组织。

首先，“团结”是对尊严的渴望。我们再也无法忍受无孔不入、无所不能的共产党爪牙，忍受不了他们对工作场所、居住社区、甚至是休闲地域的统治。作家、记者和艺术家再也无法忍受那种严厉的审查和监管。工厂的情况也同样糟糕，党内官僚想要无所不知，大权独揽。

任何公民运动、任何形式的任何活动都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接受检查和控制。如果谁胆敢反抗，必将受到秘密警察的“特殊照顾”。

去年冬天，我在乌克兰看到了类似的要求尊严的呼声。那些在基辅冰冻的街道上风餐露宿达数周之久的成千上万的人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要求本属于自己的尊严。波兰和乌克兰的经验使我坚信：有尊严的生活是人类行为的最强动力，这种动力甚至能够战胜最深层次的恐惧。

但仅有对尊严的渴望还是不够的，获得尊严还需要其它的因素。

其次，“团结”是一种社会运动。这意味着表面上只是工会组织的“团结”成了波兰各社会团体和阶层人们共同的家：这里面有工人和知识分子、工程师和艺术家、医生和病人。他们中有人热烈地探讨经济改革，有人谈论发展文化，还有人打算改革教育和科研机构，或者确保捍卫环境。“团结”为所有这些探讨提供了场所，同时保护我们不受国家机器的迫害。

而“团结”的作用还不只于此。它是古希腊“集会”在波兰的翻版，是所有公民聚会的场所，是自由探讨公众和个人未来的避风港，可以毫无顾忌地解剖所有问题，探讨解决之道。我们还没有建立真正自由的国家，但我们已经有了更为重要的事物：那就是致力于探讨成员共同处境的自由的公民社团。

 “团结”所代表的公众达到了千万之巨，而且它所代表的是1千万真正的公民。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最终战胜国家的政党和警察机器。

第三，“团结”是一种制度，如果考虑到我们的生存环境，“团结”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制度，而正是其独特的制度形式使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团结”与党和国家官方的组织架构存在着可以称之为“文化鸿沟”的巨大差异。为了与当权者的独裁和等级结构对抗，我们提出了非中央集权的制度，它是力求就行动目标和方法达成一致的巨大的有机体。这种制度致力于尊重所有个人人格的完整，以及其它组织所固有的统一。

在已有的民主社会看来这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们生活的独裁环境下，却有着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也只有这样崭新的制度架构才能够顺应人们内心深处对于自尊的渴望。

那么对今天又有何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团结”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政治成功。波兰成了自由的国度，也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而苏联却早已风光不再。

但近来的历史却令胜利者感到了残酷。东欧民主革命的领袖在新环境中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新的、更加睿智的政治家从民主选举中脱颖而出，而新领导往往过去曾是旧政权的组成部分。

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对新社会秩序的某些渴望也在新游戏规则的岩石上撞得粉碎。的确，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波兰的民主制度还在正常运转。经济增长令人欣喜，人民的生活质量也稳步提高。

但民主社会的生机勃勃、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情感和无所不在的社会团结，所有这些我们工会曾经为之奋斗的梦想，大多已经随风而逝。“团结”工会只剩下了以前的空壳，成了遭受新经济现实打击的工人们自发组成的右翼组织。

最显著的变化是，“团结”工会的统一性质已经被社会分割所取代，对很多波兰人来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远离了政治和公众事业。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常态？是否如急风骤雨般的奋斗总是会结出淡而无味的胜利果实？是否我只是个复员的老兵，还在充满渴望地回忆过去战斗的峥嵘岁月？

也许如此。但我并没有多少怀旧情结。我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很远，而且我不愿意回头。但“团结”之梦从我们的“团结”组织中褪去是否真的就无可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