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礼拜，我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缅怀俄国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的一场规模很小却不失庄重的纪念仪式。借用与她合作的法国编辑对她的评价，安娜是一个“大无畏”的女人。安娜的纪念仪式不禁让我想起17年前在莫斯科参加的另外一次悼念活动。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不同的是，伟大的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并非死于谋杀，而那次举办的悼念活动更像是在庆祝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成为“正常国家”的漫长道路上，俄国局势在充满变数的同时也充满了希望。

随着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遭到暗害，这充满希望的一页也许永远地合上了。这一小群知识分子在巴黎聚会，缅怀的是自己对改变俄国现状的期望。我们埋葬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共同的梦想，我们曾经盼望在苏联漫长而寒冷的严冬过后，自由和法治会在一片废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遗像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无比黑暗的现实世界。梦想破碎了。它也许从来就未曾实现。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俄国简直是用大把的钞票买回了国际体系中引人注目的地位，石油和天然气代替核武器，为俄国重新赢回了权力和影响，贪婪也最终代替了恐惧。苏联的恐怖平衡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单方面依赖俄国能源的时代已经到来。俄国的亿万富翁用大笔的金钱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华资产，而俄国则以其雄厚的财力拉拢像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那样的德国显贵，甚至用这种方式买到了德国的支持。

无论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和原教旨主义的伊朗都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两国都享受着能源财富所赋予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两国都坚信运气始终会站在自己一边。两国都相信现在应当让外界为自己曾经受到的屈辱付出代价。这两个国家似乎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屈辱文化与亚洲国家的希望文化紧紧结合在一起。两国都有着目空一切的民族主义，都相信自己的力量无法抗拒，而美国因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沼而江河日下更使他们觉得无所畏惧。

勿庸置疑，俄国和伊朗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伊朗专制政权崇尚意识形态，摧毁以色列的热情是他们取之不竭的动力源泉。但在与国家尊严与核地位无关的问题上，伊朗政权并不能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

与伊朗不同的是，金钱、而非意识形态，才是俄国政治制度的驱动力量。在重塑俄国地缘政治强国影响力的问题上，普京总统赢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一致支持。虽然掺杂了帝国尊严的浓重味道，但他所信奉的格言“保持沉默，拼命挣钱”与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政治家基佐的看法不谋而合。只要石油赚得的收入源源不断，多数俄国人就不会对叶利钦时代曾一闪而过的民主机遇抱有任何的留恋，因为随之而来的还有混乱、腐败、国际地位衰弱以及无法国家尊严的缺失。

俄国民众真的与西方民主世界的民众如此不同吗？抑或是民主是只有历史悠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安居乐业的社会才能够享用的奢侈品？在对后苏联时期稳定局势的追求中，俄国人似乎给予了普京极高的信任。他虽然不像彼得大帝那样高大伟岸，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能够轻松地掌控俄国民众的喜怒哀乐。

对多数俄国公民来说，经济繁荣和电视娱乐已经成了罗马时代“面包与马戏”模式在当今的替代品。车臣战争可能会导致整个俄国道德的沉沦，造成俄国向暴力文化堕落的可怕后果。但这场战争也点燃了人们爱国情绪¾俄国民众普遍希望恢复俄国昔日的帝国尊严与威望，而普京政权察觉到这种情绪并敏锐地加以利用。

与此同时，普通的俄国民众却获益甚微。政治和经济对手惨遭暗害的事件成倍增加、黑手党实施协议谋杀时有恃无恐，这些都绝对不是恢复稳定的迹象。同样令人无法容忍的还有普京政权大肆煽动普通俄国人对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帝国民众的排外情绪。

俄国或许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强国地位，但它是否真的能够受人尊重，或者至少能够自我满足吗？俄国的确富有，但俄国人，至少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十分贫穷，民众的总体寿命与非洲，而不是西欧国家相当。归根结底，他们必须意识到现代国家无法单纯依靠权力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