蹂躏法国的年轻人认清了自己根本没有前途，这才是他们焚烧汽车的原因。但又有多少法国政界人士认识到自己所热爱的“社会模式”也要承担部分责任？

贫困的第二代移民在经济上看不到任何前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经济发展过于缓慢。与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一样，过去20年来法国的经济表现极其令人失望。但与其它欧洲邻国相比，法国的经济状况更加不容乐观。

1980到2000年间，欧洲经合组织内部只有德国和希腊两个成员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比法国还要低。但德国是因为不得不承受与东德统一所带来的巨大开支和伤害，而希腊则在经历了巴尔干战争之后元气大伤。相形之下，法国又有什么理由呢？

其二，无论增长多寡法国的穷人们都无缘分享。很多年轻的第二代移民实际上被排除在了劳务市场之外。近几年的平均失业率一直在10%左右徘徊¾这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已经是名列前茅了。而对年轻人来讲，失业率的增长甚至超过了两倍，在郊区的失学青年中甚至达到了40%还多，使得那里成了毫无希望的生存禁区。

受不合理劳务制度伤害的主要是法国的少数族裔，他们的失业率因此居高不下。法国在雇佣和解雇方面有着苛刻的规定，解雇工人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严重影响了就业机会的再创造。结果是有工作的人受到了保护，而没有工作的人却深受其害。

不仅如此，工资也不能低于法定的最低限度，而这个数字高到会把效率最低、最不熟练的工人挤出劳务市场。工资由握有垄断大权的工会集中谈判确定，对于任何经济部门有普遍的约束力。而工会才不在乎那些生活在贫民窟里的移民子女是否能得到工作的机会。

这样的法国社会制度自有其目的：那就是保护法国劳务市场中的“自己人”。现有的工人们享受着安全、报酬丰厚的工作，拥有大把的闲暇时间，也不用承受什么压力，这在公共部门的职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被排除在外的贫困少数族裔可以申请一些社会补助，但设法使他们融入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举措实在是少之又少。

国家对各行各业的广泛干预使得这种群体社会模式对经济的危害雪上加霜。服务受到人为的竞争保护，阻碍了这些行业在生产率和就业机会上取得进展。政府干预扭曲了物价，降低了医疗、教育和农业部门的资源分配效率。

法国的公务员们自以为能比市场更好的发现赚钱机会，他们用一系列的工具积极地干预市场，包括预留少数族裔职位或者控股一些大型企业。所有这些都使得经济增长过于缓慢，弱势群体被社会排除在外，丧失了一切改善境遇的机会。

法国究竟是怎么掉进这个陷阱的？要责备的绝不仅是局内人对经济利益的短视追求。我们全心全意信奉的意识形态也成了国家的负担。

1999到2000年很多国家网上价值观调查的结果显示，法国人对收入不平等的恐惧要远远高于其它工业化国家。与其它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相比，法国由于高度怀疑竞争的作用而显得鹤立鸡群（在这方面不如法国的大概就只有比利时）。

进入法国政治精英阵营的门槛尤其坚固。现任总统雅克•希拉克于10年前首次当选，而他进入政府是在1969年。希拉克的前任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年首次当选总统，而他早在1956年就已经开始在政府供职。

法国也同样高度集权，多数公务员都来自高层政要顾问这个狭小的社会圈子，而且常常在同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法国少有变化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可以肯定的是，群体福利并不是今天高卢动乱的唯一成因。从伦敦到洛杉矶，其它国家同样发生过移民和少数族裔挑起的暴乱事件。但归根结底，解决目前危机并防止未来重蹈覆辙的最佳方法是确保所有愿意努力的人都能在经济上得到机会。没有改善境遇希望的社会援助是远远不够的，该是法国对现行经济模式提出质疑的时候了。

在最近就烈焰熊熊的郊区暴乱发表的声明中，希拉克宣布：“当时机成熟、秩序终究得以恢复，我们需要依靠超人的勇气和智慧从这次危机中汲取应得的教训。”但这其中蕴涵的改革意义之深远，恐怕远远超过希拉克之流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