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 ——

当前，全欧洲不可避免地正向希腊提供援助。他们会提供紧急融资，局势会出现意外，雅典也会做出必要的承诺。

这样一来，希腊政府便能偿还债务了。市场将趋于稳定。长期后果无法如人所愿，他日必将产生问题。

有人认为致命的错误在于当初允许希腊引入欧元。那时的希腊并未准备充分，这已不言自明。 2001 年希腊加入货币联盟时，它的财政政策早已失控；虽然生产率低下，但躁动不安的贸易联盟却不断要求将工资提高到欧盟水平。

然而，这个答案未免过于简单，因为这类机能障碍并非希腊独有。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 20% ，预算赤字不断膨胀。即便在希腊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不是西班牙，那也是市场。葡萄牙与意大利的近况略微乐观。

和希腊一样，这些国家现在面临大幅预算削减；和希腊一样，它们无法自降身价鼓励出口；和希腊一样，它们遇到了严重经济衰退；和希腊一样，它们急需援助。

诸此种种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真正的错误是否在于当初引入了欧元？我曾是主张单一欧洲货币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因此你有理由提出以下问题：我在重新考虑吗？

我的回答是 “ 否 ” 。引入欧元本身并非错误，问题出在引入过程中。希腊遇到的危机表明，欧洲在建立切实可行的货币联盟的路上仅跨了一小步。如果欧洲停滞不前，那这场危机与下一场危机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要完善货币联盟，欧洲必须建立一套适当的紧急融资机制。眼下，其他欧盟成员国仅能通过变通法规来向希腊提供援助，而在受援国遭到自然灾害或无法控制局势的情况以外，它们都无能为力。这进一步提高了不确定性。欧洲领导人一旦提供援助，公众和市场便会认为他们行为不端。如果问题的根源是《里斯本条约》，那它必须进行修改。

此外，除了某些附带条件外，欧盟进行援助的同时还应指定一个 “ 特别专家 ” 委员会来暂时接管受援国国家预算。从历史经验来看，受援国所作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

毫无疑问，这些援助措施的接受国会表示愤怒。但是，没人要求他们必须接受援款。担心道德危害？这里有解决办法。必须注意的是，该约束机制将比过去的《稳定与增长条约》更为有效。

你可以这样问：向奥巴马政府指派的特别专家暂时移交预算大权，这会让加利福尼亚人怎么想？事实上，他们或许并无异议。

特别专家不会来自加州，但必须是美国人。这样，人们就会明白特别专家同时兼顾了加州与美国的利益。加州人民可以消除疑虑，因为加州代表所在的华盛顿正是特别专家的指挥部。

欧洲人之所以有不同做法，是因为他们首先以希腊和德国的利益为重。他们并不干涉其他成员国的 “ 主权特权 ” 。德国尤为不情愿，因为其二战期间的罪行，特别是攻占希腊的记忆一直挥之不去。

如果欧洲坚定不移地要建立货币联盟，那它必须走出过去的阴影。欧洲需要的不仅是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还有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要运行有效的紧急融资机制，管理者必须高度负责，必须对强有力的欧洲议会负责。

德国总理安格拉 · 默克尔的政府成员对欧洲援助反感，因为他们明白进行救援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反对一切欧洲政治一体化倾向。

然而，德国对这场危机难辞其咎。德国要求建立一个高度独断专行的中央银行。眼下，该中央银行实行了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使 PIIGS （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五国越陷越深。德国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使其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在向欧洲经济提供财政刺激上，德国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欧元为德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因此，德国应该知恩图报。德国应该努力推进紧急借贷机制的建立，并加快政治一体化进程来提高其可行性。德国应该提供更多财政支持。还有谁比德国更适合促进更为负责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呢？

希腊遇到的危机或许会成为特洛伊木马，将欧洲进一步引向政治一体化。我们能做的只有美好的祝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