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今夏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压倒了经济理性，国会与总统奥巴马在税收、授权，赤字以及刺激方案上争持不下。欧洲各国领导人也左右为难：一方面排除了违约和贬值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推行赤字和刺激计划。而通过实施实质负利率，印钞，注入流动性并补贴各商业银行，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管理者们（最近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似乎都认定自己已经尽力了。

于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怀疑世界正在失控状态下滑向第二次探底。夏天来临之前那场关于我们是否面对一个低增长“新常态”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维持常态了。希望再挺一挺来蒙混过关的策略已经失效。由于无法在全球贸易协定，气候变化条约，增长协议或者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达成一致，世界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争相贬值、货币战争，贸易限制以及资本管制的新保护主义格局之中。

但现在还没到承认失败的时候。那些声称已经用尽一切手段的国家其实只是穷尽了本国能使用的路数。而实现持续增长和就业的策略并不能依靠某个国家的一次性计划，而是要通过全球政策协调来达成。

这其实是2009年4月所订立的目标，当时G20集团给自己定下了三大关键任务。首先要防止全球衰退，这一点已经实现了。而另外两个——改革全球金融系统，并因此制定一个增长协议——应当成为G20下次会议的主要议程。

2010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一个涵盖宏观经济，贸易和政策体制的协调策略将使全球GDP实现5.5%的额外增长，并因此创造2500~5000万个就业岗位并使9000万人脱离贫困。但考虑到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问题以及生产消费之间的巨大缺口，一个全球增长协议如今显得更加必不可少。

有人说1930年那场史上最严酷经济危机其实是另一更严峻问题的先兆，这一看法或许看上比较奇怪。然而当历史学家回顾1990年后那场将20亿新生产者卷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时，他们会发现在2010年左右其实出现了一个转折点：150年来西方（美国以及欧盟）第一次在制造、生产、出口，贸易和投资方面被世界其他地区全面超越。

事实上，亚洲消费市场的规模将在2020年中前期达到美国市场规模的两倍。然而今天西方和亚洲市场依然相互依存。亚洲出口额中的2/3销往西方，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0%。

换句话说，10年前美国引擎足以驱动全球经济，而未来10年内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消费力的不断增强，它们将最终占据这一角色。但目前为止欧美都无法在不增加进口的情况下增加消费，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也不能在缺乏西方强劲市场的情况下扩展其生产或消费。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重新恢复G20增长协议（该协议如今已降格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谓“一项针对那些财政失衡国家的深入分析报告”）所包含的全球合作大视野。同时还需要一个更广泛也更深入的议程：中国应当同意提升家庭支出和消费品进口；印度应当开放市场以使贫苦民众受惠于廉价进口商品；欧美则应当提升竞争力以增加出口。

G20集团在2009年时也曾强调未来的稳定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制来维持。英格兰银行的大卫·迈尔斯预测在未来20年内还将再发生3次经济危机。而如果他的同事安德鲁·霍尔丹关于亚洲承受压力增大将导致混乱的论断是对的话，西方必将对自己未能认真确立全球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标准以及一个更精确的早期预警系统而懊悔不已。

这一问题其实早已露出端倪。欧洲的银行部门债务额是美国的5倍，相当于GDP的345%。德国银行的资产杠杆比率高达32。因此金融稳定不仅需要银行进行财务重组，还需要一个重整的欧元，该货币一方面构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之上，另一方面则奠基于一个更有作为，足以在最后时刻贷款给单一国家政府（而非单一银行）的欧洲中央银行。

如果不能将注意力重新聚焦放在长期债务消减之上，G20集团国的增长和稳定就是空谈。但同时也存在着避免陷入下滑周期的短期紧迫要求。因此我们应当采纳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国家投资银行提议来改善自身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环境）来应对未来的挑战并刺激增长和就业。其中一个榜样就是拥有500亿欧元资本并有能力进行4000亿欧元投资的欧洲开发银行。但或许可以和中国谈谈如何利用其外汇储备进行投资，并和西方跨国公司商讨回流利润的税务问题。

最后，正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所展示的那样，增长如今已经成为创造就业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青年失业的流行病尤其需要新的手段来应对——比如设立一个开发银行来帮助中东和北非地区不断膨胀的青年人口实现就业，并在其他地区推行职业培训和学徒项目。而G20集团的增长协议也必须成为一项就业增长协议。

代表着全球80%生产额的G20集团在2009年成为了唯一能够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多国实体。但不幸的是，其成员国迅速抛弃了这个目标并着手寻求单一国家解决方案。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单打独斗已经无法确保经济复苏，良机也因此再度降临到了G20会议身上。而法国总统萨科齐越快召集G20成员国共同行动，效果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