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普林斯顿——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欧元，还损害了其民主制度以及政府公信力。虽然当前欧洲的苦难和踌躇还仅限于希腊，爱尔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小国。但这几个国家的政府似乎都违背了民主契约中的一系列基本信条。

而欧盟轮值主席制度则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其中一个国度。匈牙利即将执掌欧盟大权，而对该国总理维克托·奥尔班篡改宪法镇压媒体的讨论却日趋激烈，同时还夹杂着人们对该国金融稳定性的再度忧虑。

匈牙利有足够的理由为债务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心。须知这个国家依然保持着恶性通货膨胀的世界纪录——1940年代该国货币竟然贬值了1027倍，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上台。

欧盟的债务计算方式既模糊不清又不可靠。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财政巩固政策可能会成功，并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恢复到正常的财政状况。但如果市场依旧过度焦虑，而现行利率持续高于稳定安全的德国国债利率的话，各国的债务负担状况将迅速恶化。因此欧盟应当对此有所准备并设立一个削减债务的机制。

许多经济体都在计算方式上对这一机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欧洲中央银行，尤其是其董事会成员洛伦佐·比尼·斯马吉，则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该机制——因为该机制在政治和道德上都存在极为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在公共债务上不能赖账的原则早已和法律保障，代议制政府以及现代民主的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

自从1688年英国人民发动光荣革命奋起反抗挥霍无度的斯图亚特王室之后，英国政府就采用了一套新的债务制度：在议会（代议制机构）投票通过预算，以确保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对政府支出负责。这是一种限制早期专制王朝奢侈宫廷消费（或者军事行动）的宪政手段。

而光荣革命的经验在随后的欧洲革命浪潮中进一步得到推广。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使法国政府负债累累，而革命政权则在滥发纸币——指券（assignat），流通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种以没收的土地为担保的证券，后当作货币使用——的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信用。在维也纳会议拥戴路易十八复辟之后，皇帝的幕僚们在是否承认拿破仑所欠下的债务方面进行了讨论，而最终承担债务的决定为法国经济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保障，使其能赶上英国工业革命的脚步。

20世纪的战时通货膨胀以及实质性赖账的经验使负责任的财政成为新欧洲共识的一个重要主题。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其中一个基础就是承认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的稳定货币的重要性。

事实上，欧盟的法德轴心就是源自于这样一个信条：民主政体的政治秩序必须在确保政府债务安全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德国，对两代中产阶级债券持有人的剥夺被看作是德国皇帝战争以及随后希特勒战争所导致的恶果——换言之，这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失败。

在经历了通货膨胀和政府不稳定之后，夏尔·戴高乐重建了法国政治系统以及法国的国家理念，将货币稳定性奉为政府的首要责任。他完全继承了拿破仑的政治遗产，认为只有一个强势的货币才能确保国家稳定。

但在过去20年间席卷了全世界的金融革命似乎切断了代议制政府和公共财政之间的联系。金融衍生物以及其他复杂金融工具则提供了一条路径，让政府得以绕过公民的批准来进行消费。

换言之，现代政府财政已经变得类似于某种次级贷款，不但产生了一种全球共同分担债务的幻像；规章限制也不再适用。各国政府可以肆意消费却无需偿还。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其《稳定与增长公约》严格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政府负债不能超过GDP的60%，而各国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往往利用会计制度的漏洞来转移多余的支出。

跟金融革命同时发生的还有对欧洲人选举权的有效剥夺。在过去20年以来，权力似乎已被转移到了技术精英手中。偷偷摸摸的会计伎俩与见不得光的政治阴谋相结合。而公民们则不出意外地抱怨欧盟机构合法性的衰落。

同样，为了担保2008年9月爱尔兰银行所负的债务，爱尔兰政府做出了一些任何负责任政府都不可能考虑的举动。政府承担了超出爱尔兰国民收入许多倍的债务，以致政府负债上升到GDP总额的1300%。而至今仍在为这一举动辩护的总理布赖恩·考恩势必将在下一次选举中遭到严厉惩罚。

但考恩的行为其实是一场更大失败的预兆：公民和纳税人的义务与政府责任之间的纽带已经彻底断裂了。

将一部分欧盟成员国现有债务转化为欧盟债券的想法或许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只有在回复到1688年的英国原则（或者美国革命的原则）之后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欧盟的纳税人必须明白自己只能为自己控制之下的债务负责——而不应为那些不负责任的金融界和不负责任的政府之间的邪恶同盟所造下的罪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