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关于未来12个月的世界经济走向，各路高手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关注新兴市场的人士强调经济正在加速增长，其中一些人预测世界产出增长率可达5%。其他人士担忧欧洲和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仍旧保持悲观态度，预测经济增长率只有4%左右。更有甚者倾向于可能发生“二次探底”的经济衰退。

这些争论饶有兴味，但未能抓住主要矛盾。为了应对2007~2009年的危机，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抛出了大手笔救助计划，其慷慨程度为各大金融机构所始料未及。当然，将其称为救助计划是个政治错误——政客喜欢用“流动性支持”或者“系统保护”之类的字眼。但不论称呼如何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当事态紧急时，最强势的政府（至少在纸面上）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屈从于各大银行债权人的要求和愿望。

在逻辑上，这种做法无懈可击。比如，如果在2008年（在乔治·布什政府治下）美国没有向花旗集团提供实质上无条件的支持，并且在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治下）也没有这样做，那么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将使全球经济衰退更深、各国失业率更高。同样，如果近几个月来欧元区没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之下）介入保护希腊及其债权人，欧洲——甚至世界——就将面临更加深重的金融灾难。

实际上，这些都是政府与欧美主要金融机构之间重复的“胆小鬼”博弈。政府说：“再没有救助计划了。”银行回应：“如果你不救助我，就会有第二次大萧条。”政府对后果略作思考，最终还是屈服了。这一情景屡试不爽。

债权人得救了，而金融部门的损失被转移到本国政府（如爱尔兰的例子）或者欧洲央行（如希腊的例子）。在其他地方（美国），损失被大规模的监管“宽容”（即在银行通过证券交易重塑资本时睁只眼闭只眼）所掩盖。

这样做效果很好——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复苏，尽管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的失业状况仍不尽如人意。那么，2007~2009年间采取的政策有何不妥之处？为何我们不能使用相似的做法来应对未来性质相同的危机？

问题在于激励机制——救助计划对金融部门态度和行为造成的影响。政府庇护自2007年夏季起扩展到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和AIG出事之后愈加慷慨，这就传递了一个单一信号。如果你对系统来说“较大”，你就有较大可能在整个系统面临问题时获得政府的大手笔支持。

大到什么程度才“足够大”，目前尚没有定论。主要对冲基金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使自己变得更大，从而获得“系统重要性”。在它们看来，最理想的结果在做大的同时不受监管检查，即规避对风险承担活动的事前限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些对冲基金——当然也包括那些已经毫无疑问是“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TBTF）的银行——就能获得超凡地位。

当然，如果事情搞砸了，任何TBTF机构——及其债权人——都能预期得到政府的庇护。这种预期降低了当前巨型银行的借贷成本（相比其规模较小从而可以倒闭的竞争对手而言）。结果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获得了强大的激励去增加规模（借得更多），希望以此变得“更安全”（从债权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的角度）。

美国的高级官员也承认，这样一种激励结构问题多多——有趣的是，欧洲官员甚至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一话题。但是白宫和美国财政部信誓旦旦地说，通过金融改革立法，“我们已经终结了TBTF”。金融改革法案目前在国会讨论，并将在一个月内由奥巴马签署。

很不幸，事实并非如此。在银行规模过大的临界点及其对系统风险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参议员泰德·考夫曼（Ted Kaufman）和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同心协力，欲给银行设置一个规模上限——其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2010年1月由奥巴马自己提出的“沃尔克规则”精神。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奥巴马政府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生了彻底改变，完全抛弃了这一观点。“如果布朗-考夫曼法案颁布了，那么美国最大的6家银行将被拆分。”一位财政部高级官员说。“如果我们支持这一法案，那这可能已经发生了。但我们没有支持它，所以这一幕也就没有发生。”

目前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是4%还是5%固然重要，但这对我们的中期前景并没有多少影响。美国金融部门获得了无条件的救援计划——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面临任何实质上的重新管制。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给自己打鸡血，制造另一次繁荣——基于在世界金融系统中心鲁莽地承担过多风险的繁荣。故事的结局只有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