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由警察暴力执法与种族偏见引发的示威活动席卷美国，目前已经持续了两周。这不禁让人们担忧美国是否会出现第二波新冠疫情。为了表达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义愤之情，人们正聚集街头进行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与他人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同时，普通美国大众中戴口罩的人很少，此次抗议中的示威者也不例外。不难看出，所有这一切对公众健康和经济发展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社会动荡可能会令已经颇为严重的新冠疫情雪上加霜。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危机的另一个侧面，即示威运动和新冠疫情的关系却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在充分肯定弗洛伊德之死事件重要性的前提下，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示威运动为何偏偏在这时发生呢？
毕竟早在2014年7月，纽约市就发生了非洲裔美国人艾瑞克·加纳（Eric Garner）被警察锁喉致死的事件。与弗洛伊德一样，艾瑞克在被捕时也曾大声恳求道：“我不能呼吸了”。短短一个月后，非洲裔美国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就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被警察枪杀。最近，一则NPR广播节目公布了100位非洲裔美国人的姓名，他们无一例外都在警方拘押中死亡。
为什么弗洛伊德之死会导致大规模抗议示威呢？其中一种解释是他遇害的骇人场面被拍摄了下来，之后又借助社交媒体和传统新闻媒体得到了广泛传播。不过，这一解释十分牵强，因为加纳遇害的场景也十分骇人，而那次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抗议示威。
只有把疫情一同考虑，大规模抗议示威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与其人口比例相比，非洲裔美国人在服务业中的比例明显偏大。而受疫情影响，服务业正流失大量工作岗位，这绝不是巧合。同样，处于劳动年龄却没有医保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高于白人1.5倍，这也不是巧合。更重要的是，黑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白人的2.4倍，这更不是巧合。由此看来，与白人相比，疫情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影响更大。因此，即使没有警察暴力执法图像，非洲裔美国人的境况也已经让人难以忍受。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的社会救济体系已经支离破碎。在美国，失业保险的时效通常只有26周。在南部的一些州，这一时效还会更短。更过分的是，以佛罗里达为代表的个别州甚至故意大幅提高失业救济的申请难度。
其他一些州则无视《平价医疗法案》的规定，将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医疗补助计划之外。重要的是，这些州大都位于美国南部。与此同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人米奇·麦克康纳（Mitch McConnell）正带头反对新一轮的紧急救济方案，而该方案的初衷是向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贫困或失业群体提供帮助。
类似现象广泛存在。
为什么美国的许多州无法像欧洲国家那样为居民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呢？对此，最主流的解释是由已故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参与提出的。他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些州历史上的种族歧视的传统。阿莱希纳指出，种族歧视的历史越根深蒂固的州，人们就越反对提高福利水平。同时，种族因素也一直是他们反对提高福利水平的重要理由。
阿莱西纳还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并不受主流族裔的欢迎，因为他们并不想与贫困群体团结在一起。而历史上曾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部各州也由此成为了不同族裔隔阂最深的地方。
不过，部分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把21世纪的社会问题和几百年前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太过牵强。但相关研究显示，1882年至1930年间以私刑惩罚黑人问题越严重的县，其黑、白族裔不平等的程度和黑人死亡率就越高。
死亡率的差异不但反映了贫困和不公，还反映了部分非裔美国男性对医疗体系的不信任，年长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尤其如此。1972年揭露的资料显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曾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对非洲裔美国人进行病理实验。自1932年以来，他们以医学实验的名义让约400位非洲裔美国人感染梅毒，却并不进行治疗。这极大地加深了年长非洲裔美国男性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进而提高了他们的死亡率。
在本月初，欧盟委员副主席马戈瑞迪·席纳斯（Margaritis Schinas）表示，在其他没有族歧视传统的国家，社会福利会相对完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
当然，席纳斯的说法巧妙地避开了欧洲的种族问题，如法国郊区的种族问题。同时，他也忽视了广泛存在的敌视移民和难民现象，尤其来自非洲的移民和难民遭敌视程度更高。不过，他的回答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在种族问题成为欧洲主要问题之前，欧洲各国就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体系稳固，无法撼动。
不过，英国是一个特例。起初，英国于1942年发布了《贝弗里奇报告》（the Beveridge Report）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移民从加勒比海地区和南亚不断涌入，种族主义逐渐抬头，甚至出现了种族分裂的趋势。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为英国福利国家的梦想画上了句号。
或许，欧洲可以做得更好，只不过欧洲领导人不应自我陶醉，逃避问题。
Translated by Zhao Zhipeng with Intellisia Institute
伯克利—由警察暴力执法与种族偏见引发的示威活动席卷美国，目前已经持续了两周。这不禁让人们担忧美国是否会出现第二波新冠疫情。为了表达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义愤之情，人们正聚集街头进行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与他人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同时，普通美国大众中戴口罩的人很少，此次抗议中的示威者也不例外。不难看出，所有这一切对公众健康和经济发展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社会动荡可能会令已经颇为严重的新冠疫情雪上加霜。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危机的另一个侧面，即示威运动和新冠疫情的关系却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在充分肯定弗洛伊德之死事件重要性的前提下，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示威运动为何偏偏在这时发生呢？
毕竟早在2014年7月，纽约市就发生了非洲裔美国人艾瑞克·加纳（Eric Garner）被警察锁喉致死的事件。与弗洛伊德一样，艾瑞克在被捕时也曾大声恳求道：“我不能呼吸了”。短短一个月后，非洲裔美国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就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被警察枪杀。最近，一则NPR广播节目公布了100位非洲裔美国人的姓名，他们无一例外都在警方拘押中死亡。
为什么弗洛伊德之死会导致大规模抗议示威呢？其中一种解释是他遇害的骇人场面被拍摄了下来，之后又借助社交媒体和传统新闻媒体得到了广泛传播。不过，这一解释十分牵强，因为加纳遇害的场景也十分骇人，而那次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抗议示威。
只有把疫情一同考虑，大规模抗议示威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与其人口比例相比，非洲裔美国人在服务业中的比例明显偏大。而受疫情影响，服务业正流失大量工作岗位，这绝不是巧合。同样，处于劳动年龄却没有医保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高于白人1.5倍，这也不是巧合。更重要的是，黑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白人的2.4倍，这更不是巧合。由此看来，与白人相比，疫情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影响更大。因此，即使没有警察暴力执法图像，非洲裔美国人的境况也已经让人难以忍受。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的社会救济体系已经支离破碎。在美国，失业保险的时效通常只有26周。在南部的一些州，这一时效还会更短。更过分的是，以佛罗里达为代表的个别州甚至故意大幅提高失业救济的申请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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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州则无视《平价医疗法案》的规定，将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医疗补助计划之外。重要的是，这些州大都位于美国南部。与此同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人米奇·麦克康纳（Mitch McConnell）正带头反对新一轮的紧急救济方案，而该方案的初衷是向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贫困或失业群体提供帮助。
类似现象广泛存在。
为什么美国的许多州无法像欧洲国家那样为居民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呢？对此，最主流的解释是由已故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参与提出的。他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些州历史上的种族歧视的传统。阿莱希纳指出，种族歧视的历史越根深蒂固的州，人们就越反对提高福利水平。同时，种族因素也一直是他们反对提高福利水平的重要理由。
阿莱西纳还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并不受主流族裔的欢迎，因为他们并不想与贫困群体团结在一起。而历史上曾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部各州也由此成为了不同族裔隔阂最深的地方。
不过，部分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把21世纪的社会问题和几百年前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太过牵强。但相关研究显示，1882年至1930年间以私刑惩罚黑人问题越严重的县，其黑、白族裔不平等的程度和黑人死亡率就越高。
死亡率的差异不但反映了贫困和不公，还反映了部分非裔美国男性对医疗体系的不信任，年长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尤其如此。1972年揭露的资料显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曾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对非洲裔美国人进行病理实验。自1932年以来，他们以医学实验的名义让约400位非洲裔美国人感染梅毒，却并不进行治疗。这极大地加深了年长非洲裔美国男性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进而提高了他们的死亡率。
在本月初，欧盟委员副主席马戈瑞迪·席纳斯（Margaritis Schinas）表示，在其他没有族歧视传统的国家，社会福利会相对完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
当然，席纳斯的说法巧妙地避开了欧洲的种族问题，如法国郊区的种族问题。同时，他也忽视了广泛存在的敌视移民和难民现象，尤其来自非洲的移民和难民遭敌视程度更高。不过，他的回答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在种族问题成为欧洲主要问题之前，欧洲各国就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体系稳固，无法撼动。
不过，英国是一个特例。起初，英国于1942年发布了《贝弗里奇报告》（the Beveridge Report）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移民从加勒比海地区和南亚不断涌入，种族主义逐渐抬头，甚至出现了种族分裂的趋势。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为英国福利国家的梦想画上了句号。
或许，欧洲可以做得更好，只不过欧洲领导人不应自我陶醉，逃避问题。
Translated by Zhao Zhipeng with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