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九日将会是莫斯科最重要的庆典。这是战胜纳粹德国的60周年纪念日，为此而牺牲生命的人们将被隆重地纪念。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有几个国家将会缺席聚会。两位波罗的海国家的总统决定不出席，因为他们的东道主拒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比战胜希特勒有着更多的内容：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战争之初达成的交易，他们的民族不得不面对长达半个世纪的占领。这个交易就是将东欧在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瓜分的所谓1939年《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协议》（Molotov-Rippentrop Pact）。

而我对第三位波罗的海国家总统—拉脱维亚的瓦伊拉·维凯-弗赖贝加(Vaira Vike-Freiberga)—表示由衷的敬佩。她决定前往莫斯科，向值得致敬的人致敬，同时也大声指出不应被隐藏的历史。通过这样的方式，她表明了她的国家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的强硬立场，同时也使自己处在道义上的强势地位。

遗憾的是当今的俄罗斯领导人选择不对多年以来对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发展造成破坏的《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协议》加以谴责。而该协议至今仍是严重威胁俄罗斯及其波罗的海邻国之间关系的政治污染源。我认为将《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协议》解释为仅仅是建立苏维埃国家安全的一种方式的说法是难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90年，波罗的海地区有着一段让我们特别难以应对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旧秩序-“Die Welt von Gestern”-终结以后，波罗的海地区见证了血腥的革命、恐怖的内战、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种族大屠杀、占领、镇压、恐怖主义和流放—不胜枚举。在这世界的一隅，我们经历了现代社会的所有恐怖。当‘冷战’结束时，将其说成是“历史的终结”似乎是聪明的。但如果我们信以为真—如果我们将历史封藏并遗忘—我们就冒着让历史在恐怖中重演的风险。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历史，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地区，这种认识是建立互信与合作的根本前提条件。如果你想在与宿敌的关系中开辟“新的篇章”，你就不能简单地以否定或压制历史的方式合上“旧的篇章”。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过去已经见得太多了。

多年以来波罗的海地区就是欧洲政治地图上的一条死胡同—被“铁幕”分割开来。它不是共产主义的宣传中所称的“和平之海”，而是充满不安定和失落的机会的“威胁之海”。

对我的国家丹麦而言，二战的结束意味着自由和民主的回归，并且我们可以用20世纪余下的时间去强化我们的自由，并辅之以富裕。但对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而言，二战的结束却将它们引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占领和机遇的丧失。

我们都知道背后的原因：1939年苏联和纳粹德国在《互不侵犯条约》下签订的一个秘密协议- 《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协议》-明确了东欧两个独裁政权彼此的势力范围，导致了与芬兰开战，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对波兰的进攻与分割，并很可能也导致了对挪威和丹麦的占领。简言之，这一协定及其赘生物对我们地区的历史造成了重大影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就是为什么它仍然阴魂不散，只要我们不直面它，它就会继续搅扰这一地区充满潜力的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可以用辩论、承认、抨击—除了压制以外的任何方式。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你就不能在这些历经磨难的国家之间建立起长久的未来关系。直到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之下，这一协议的存在才正式被承认。但有很多人依然在承认这一协议的问题上极为勉强。

这样的否认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更别说是在我们努力建设的这样一个欧洲—国家不论大小都确保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少数民族有着安全感，基本人权作为政治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深入人心，对邻国充满尊重和期许而不是恐惧和焦虑。

然而在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上困难重重也是意料之中。丹麦哲学家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指出了更为根本的问题之一：生命必须在前进中延续—但却只能在回顾中明了。

为了充满信心面对未来，你必须回顾历史—去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五月九日莅临莫斯科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应该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