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就大部分是其经济体制剧烈改革的结果。私有企业在改革之初几乎没有，但是现在私营企业占生产总量的大约60％。

但是，所有制仅仅是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巨变。有关消费和生产的决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相应下放到了家庭和企业；经济激励、市场、竞争以及国际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命令、行政手续、垄断以及自给自足。释放个人能动性有助于激发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经验。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阶段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生动的当代体现。

那么，又该如何概括当今中国的经济呢？某些观察家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描述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某些（包括中国的统治者们）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这两个标签都有所偏颇。其中一个原因是私有企业统治了生产方面。另外，“社会主义”通常并不依赖于强大的经济激励手段以及竞争，而这两点是当今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因素。

实际上，中国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具有几个具体的特征，某些偏向于GDP增长，而某些则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拖累经济。但是这一局面有可能发生改变。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将会在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尽管经济国际化让中国获益匪浅，但是，目前出口占据GDP高达35％的份额以及对外国技术的高度依赖不大可能长期持续。大范围的私有制企业以及无处不在的资源的公有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中另一个具体的特征。这一形式看起来也是同样难以为继。

例如，国有银行不愿给系由企业提供贷款，扭曲了资源的分配。中国的农业则提供了另一个自由企业和资产公有制之间紧张关系的例子。特别是，土地的公有制破坏了家庭农场的投资激励，并且减少了其合并土地所有以便利用规模效益。

减少这种企业和资产所有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当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国内创新需要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小型私有企业的进入和扩张将会越发重要。这样，中国要想从私有企业制度中获得最大的益处，继续将金融资产和土地所有从公营部门中转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的另一个具体特征即地方腐败问题。只要政客和官僚们可以向企业和个人“出售”大量的东西，包括公营部门的银行和不同种类的行政许可，就难以大幅降低腐败。在农村地区，农民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耕作，其拥有的土地承包合同经常被征收，腐败由此滋生。当地官员再把这些土地转交给非农业土地开发商。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减少腐败不仅要求政府三令五申反对腐化伦理，而且还要进行制度改革，包括进一步解除管制，更为有力的所有权以及更多的私有资产。自由的媒体也会有所帮助。

毫无疑问，某些腐败，包括与供应部门企业私有化有关的“资产剥离”，加速了私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涌现。但是，如果腐败成为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永久性因素，那么，它就有可能减低资源配置的效力并且损害私有企业的合法性。

中国还需要将其高度“粗放型”（消耗资源）增长战略转移到更为“集约型”发展道路上。尽管高度经济增长要求形成大规模资本形成，但是，中国实际资本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似乎失去比例。这反映在目前实际资本资产的投资比例资本占GDP的43％，与此相比，以教育形式体现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4.3％。中国的职业培训发展不良，如果这些比例能够朝有利于教育、包括职业培训的方向改变，中国的增长将会更为有效。

而且，大量浪费自然资源带来极大的污染。消除浪费要求改革管理框架，包括提高对能源、原材料以及环境资源的使用价格。通过向较少依赖资源的发展战略转移，将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中国受到忽略的社会体系上，特别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局外人”（居住在非正式的城市地区的人）。这包括解决中国收入安全以及不均衡的社会服务，例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医疗和教育的残缺不全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