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许多公司行政人员被披露将其股票期权的起算日期提早，以确保即使在公司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也能获得超常丰厚的回报。而这仅仅是新近层出不穷的不良商业行为之冰山一角。在这个养老金和普通职员的福利人间蒸发的时代，CEO们的贪得无厌让早已寒心的公众在愤懑之余不禁要问，大公司究竟怎么了？

答案可能非常简单：太多的老板已经抛弃了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并将Gordon Gekko在电影《华尔街》中叫嚣的那句著名台词奉为座右铭：“贪婪有理。”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贪婪并不总是有理，道德观是商业行为中的必要元素。Gordon Gekko们是赚快钱的掠食者。虽然他们在通过竞争提升效率并让对手不敢掉以轻心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市场的参与者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避免与他们打交道，而更喜欢与沃伦▪巴菲特那样的人做生意—冲劲十足，但又以公平竞争和创造长期价值而著称的商人。

想象来到一个购物中心，购物者们在那里选购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这种分散式的交货需要雇员们在获得报酬之前工作两周，公司之间相互提供信用贷款，和银行提供的短期贷款才能实现。虽然人类之间的交流早在文明诞生以前就已存在，但非个人的贸易体系却只有一千年的历史。尽管这个体系如若崩溃我们可以用现行的法律手段进行补救，但非个人的贸易发生的前提必须是大多数人都奉行公平竞争和互利合作的价值观。

即便是在非个人的市场交换中，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将交易个人化。比如在杂货店对我们微笑并道谢的收银员，或是仅仅为了让我们感到备受呵护而工作的商店迎宾人员。和这种个人化相关的大脑区域是从我们的贸易伙伴还是小型氏族团体成员的时候开始进化的。在那样的情况下，违反道德的行为会被即时发现并加以纠正。

Emory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Sarah Brosnan和Frans de Waal的研究表明猴类也有某种类似于道德观的体系。当两只猴子为食物付出劳动时，他们就期望食物的公平分配。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引发受委屈的一方怒吼并抛掷食物。

道德观在人类身上也有强烈的生理表现。当它们受到违背时，我们会有强烈的意识。哲学家Josh Greene和他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们揭示了个人的道德困境（例如，你会不会为救七个人的命而直接杀死一个人）所利用的是我们的情感，而不是更高的认知力—这让许多与其意见相左的哲学家们懊恼不已。这种决定的个人因素让我们心跳加速、手心出汗。

在我的实验室里所进行的神经经济学实验中，我们发现当某人通过进行既可能被偿还也可能被偷走的金钱投资将信任托付与另一个陌生人时，我们的大脑会释放一种远古的哺乳类动物荷尔蒙—后叶催产素（oxytocin）。后叶催产素是将哺乳动物与后代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在人类身上它使夫妻相互关爱。我们发现信任引起后叶催产素分泌的峰值并由此引发回报行为—分享金钱。我们“天生”就是要合作的，我们对它的价值认定和我们的大脑对一顿美餐和一场性爱的价值认定相同。

后叶催产素活跃在我们大脑中较古老的进化区域，作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我们仅仅感到与信任我们的人分享是正确的。

我们还发现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中有2%是纯粹的不合作者。当有机会和信任他（她）的陌生人分享金钱时，不合作者们独占所有的钱，而不与他人分享。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对这些人的专用名词是“私生子”。

我们的证据表明这些私生子的大脑有不同的工作机制。他们的性格特征类似于那些反社会分子。他们完全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关心他人，他们的大脑不能正常处理后叶催产素似乎是原因之一。因为私生子大有人在，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政府和经济交换在个人层面上的执行。

不论如何，过度的政府管制可能将道德行为“排挤掉”。当每一种违规行为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那么违反规则就不再是违背道德，而仅仅是做坏事的人冒着事情败露，受到处罚的风险，有效地“利用这一系统”的方式了。

这些外部的惩罚可能取代我们做错事后的那种自责。在安然事件中，通过将许多的任务化整为零，以至在最终丑闻曝光以后也找不到某位个人对某一无知的决策负责。前安然的首席执行官Jeffrey K. Skilling在受审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我又不是会计。”

许多人都认为市场交换使我们丧失人性。想想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片中的小流浪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枚齿轮。这种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残余，是错误的。相反，协同工作，在市场上相互贸易，正是活生生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