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金融危机的最近一个阶段，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垮台以后，就一直以大银行的亏损和持续不断的银行倒闭威胁为标志。这场规模宏大的灾难不禁令人怀疑小国是否真能负担得起银行紧急救援的费用。

但“小”的定义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几个月前，小指的是冰岛，而后是爱尔兰，而现在却是英国。这场银行危机之后不仅要思考最恰当的银行法模式，而且还要考虑恰当的国家规模。

人们一直无法确定银行系统的最佳设计模式，而不同类型的银行监管体系间也一直存在着竞争。一方面，有人认为银行应该靠近自己需要判断的风险，这种理论在美国历史上的多数情况下决定了银行的规模。上述理想最初起源于安德鲁·杰克逊与尼古拉斯·毕多和美国第二银行之间的大规模争斗。民粹主义与金融家的竞争最终以民粹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结果绝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银行没有分支机构，而且业务范围仅限于某个州。

加拿大模式是另外一种选择，由于加拿大植根于安全的英国统治，对中央集权政治远没有美国那么害怕，因此他们愿意容忍建立全国性的银行系统。加拿大的风险分布更为广泛，在1907或1929－1933年金融恐慌来临的时候这种银行模式表现更佳。

大银行原则有两个主要优势。首先，它带来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因为大银行接触某一类型客户的机会较少（这种情况与农村的美国银行相反，这些银行在美国农民遭受打击的时候陷入低谷）。其次，它能更有效地思考长期战略规划，明确国内、乃至是国际经济的总体方向。

可是大银行在两大原则混淆的情况下也可能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大银行理念在欧洲大陆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德国，19世纪末那里庞大的银行系统已经不限于贸易融资、而是进入了工业融资的范畴。

当时的国家都对其他地方的金融模式抱有浓厚的兴趣。1907年的金融恐慌以后，美国国会成立了国家金融委员会，该委员会为美国确定的最有吸引力的潜在模式是德国式的全能银行，德国模式在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和埃及等国也得到了仿效。到1931年，就连英国都已经难以抵御德国模式的诱惑。英国也举行了官方调查，成立了麦克米兰委员会，听证英国银行对英国工业的服务有多么糟糕，以及德国模式怎样在将储蓄转化为工业资本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成效。

大萧条结束了这场全能银行似乎大获全胜的模仿浪潮。不幸的巧合是，麦克米兰委员会于1931年7月13日提交了报告，而就在同一天，德国最有活力的全能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最终破产倒闭。

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其他银行模式的仿效又重新开始流行。金融帝国的建立驱动了20世纪末的全球化。大西洋各国展开了激烈的竞赛——太平洋各国也同样如此，只不过竞赛的规模相对较小。

事实上，潜在规模巨大的欧洲资本市场的逐渐融合、以及兼并所导致的跨国欧洲银行的建立，致使新的欧洲超级银行乍看上去似乎正在形成。同样，日本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是成立规模极大的兼并机构，而美国则废除了大萧条时期限制银行发展的大部分银行法。最终，在墨西哥1994－95年比索危机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又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了新的银行模式。西班牙和美国银行大举进入了拉丁美洲。

这里吸引人的主要是战略目标机遇，其最显而易见的追求者是先任克林顿政府财长后任花旗集团顾问的罗伯特·鲁宾。花旗集团是美国新的银行业巨掣，诞生于1998年的兼并重组之后。

可是新的超级银行因其交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本质上更加脆弱。早在次贷问题爆发之前，集团伦敦交易员的所作所为就已经损害了花旗的利益，这位交易员企图操纵欧洲国债市场，花旗东京交易员也对集团利益造成了损害。

相比之下，跨国制造企业执行控制措施确保产品质量要容易得多。而在一家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公司里，需要独立做出的判断达到成百上千万之多，而这些判断可能会威胁到整个公司的利益。

战略目标出错的时候，就开始了反责的过程。传统的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没有能力为银行制定战略目标。但就算对美国来讲，通过花旗集团的商业计划实现世界大一统的理念其代价也过于高昂。今天的危机中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在金融危机引发的银行国有化浪潮之中，政府将会把落实战略当作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