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相对于2010年初，今年年末的全球经济更为分化。一方面，印度，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东南亚经济体都在蓬勃增长。而另一方面，欧美却面临着滞胀（其实就是一种日本式的经济萎靡）以及挥之不去的高失业率。发达国家当前的问题并不是一场缺乏就业的复苏，而是一场贫血的复苏——或者再更悲观地说：一种二次衰退的可能性。
这一两极发展的状况也因此引发了某些特殊风险：虽然亚洲经济尚不足以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但在推高商品价格方面却已绰绰有余了。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通过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做法可能会弄巧反拙。毕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资金总是向那些最繁荣的地区流动，而这些区域目前是在亚洲而不是美国。因此资金是不会向那些急需它的地方流动的，而是涌向那些不需要它的地方——这会导致资产和商品价格进一步升值，在新兴市场尤甚。
考虑到欧美地区巨量的过剩产能以及极高的失业率，量化宽松政策不太可能引发通胀。但它会增加人们对未来通胀的忧虑，导致长期利率进一步升高——这与美联储的愿望恰好倒了过来。
而这并不是世界经济所面对的唯一或是最重要的危机。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于席卷全球的紧缩浪潮，这是因为以欧洲国家为首的各国政府都面对着大萧条所带来的巨额赤字，而对某些国家还债能力的忧虑则导致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对这种不成熟的财政巩固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其实已经早有预言：增长将放缓，税收将减少，而赤字削减的效果却不如人意。同时在我们这个一体化的世界上，欧洲经济的放缓将加剧美国经济的下滑，反之亦然。
随着将贷款利率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以及在十年的迷失之后重拾对公共投资的高回报承诺，美国终于知道了自己应当如何做为。一个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应能在短期内刺激就业，并推动长期增长，最终减低国家债务水平。但金融市场不但在危机袭来的前几年暴露了自己的短视，如今又再次重蹈覆辙，逼迫政府削减支出，而这则意味着急需的公共投资将大幅减少。
此外，政治僵局也将导致美国政府在另一个不断恶化的经济难题上难有作为：抵押贷款赎回权取消（mortgage foreclosures，意指贷款人因无法偿还而被银行收回房产）的风潮将愈演愈烈（先不管其同时引发的法律纠纷），中小企业依旧无法得到贷款，而那些往常贷款给他们的中小型银行则将继续挣扎在死亡线上。
与此同时，欧洲的状况也没有转好的迹象。欧洲最终出手拯救的两个国家——希腊和爱尔兰——都是在一个与大资本勾肩搭背的右翼政府领导下滑向危机的，这再一次证明了自由市场理论不但在美国一败涂地，在欧洲也行不通。
与美国类似，希腊组建了一个新政府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而爱尔兰那个鼓励银行滥发贷款并制造了地产泡沫的政府则在危机之后现出了不懂管理经济的原形。
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地产泡沫给爱尔兰政府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一个产能过剩的房地产行业，而这些东西是不那么容易被消除的——尤其是当那些在政治上抱团的银行拒绝进行抵押贷款重组的时候。
对于我本人来说，预测2011年的经济并不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答案必定是黯淡的，既难寻上升之潜力，又充斥着下滑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欧美究竟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复苏，而当这些传统出口目的地一蹶不振之时，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又能增长多久？
我的最佳方案是这些亚洲国家都将重点转向庞大且尚未开发的国内市场，并以此维持快速增长。这需要他们对本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但中印两国都充满活力，使之在面对这场大萧条时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我对欧美的前景都不太乐观。他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累计总需求不足。而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有巨大的需求无法的到满足——而利用前者来应对后者的政策对恢复增长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欧美两地都必须对自身经济进行革新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即便处于长期的预算限制之下，还是有可行的政策可供施展的。问题还是出在政治上，在美国，共和党宁愿不要经济振兴也要看着奥巴马出丑。在欧洲，27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观点，危机之下各自突围，连足够的凝聚力都没有。由此看来，那个紧急援助计划的出台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纵容资产泡沫任意疯长的自由市场理念——所谓市场万能，政府切勿干预——如今变成了套在政策制定者身上的枷锁，使之无法制定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有人会觉得危机本身的出现将动摇这一理念的公信力。但事实上，它却重新得势，又把各国政府和经济体拖入了紧缩的泥潭。
如果欧美的问题是政治，那只有政治变革才能使它们重新走上增长之路。或者它们可以选择等到过度产能减少，资本货物被抛弃，经济内部的恢复性力量逐渐滋长的那一刻。但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胜利都不会立刻到来。
发自纽约——相对于2010年初，今年年末的全球经济更为分化。一方面，印度，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东南亚经济体都在蓬勃增长。而另一方面，欧美却面临着滞胀（其实就是一种日本式的经济萎靡）以及挥之不去的高失业率。发达国家当前的问题并不是一场缺乏就业的复苏，而是一场贫血的复苏——或者再更悲观地说：一种二次衰退的可能性。
这一两极发展的状况也因此引发了某些特殊风险：虽然亚洲经济尚不足以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但在推高商品价格方面却已绰绰有余了。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通过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做法可能会弄巧反拙。毕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资金总是向那些最繁荣的地区流动，而这些区域目前是在亚洲而不是美国。因此资金是不会向那些急需它的地方流动的，而是涌向那些不需要它的地方——这会导致资产和商品价格进一步升值，在新兴市场尤甚。
考虑到欧美地区巨量的过剩产能以及极高的失业率，量化宽松政策不太可能引发通胀。但它会增加人们对未来通胀的忧虑，导致长期利率进一步升高——这与美联储的愿望恰好倒了过来。
而这并不是世界经济所面对的唯一或是最重要的危机。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于席卷全球的紧缩浪潮，这是因为以欧洲国家为首的各国政府都面对着大萧条所带来的巨额赤字，而对某些国家还债能力的忧虑则导致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对这种不成熟的财政巩固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其实已经早有预言：增长将放缓，税收将减少，而赤字削减的效果却不如人意。同时在我们这个一体化的世界上，欧洲经济的放缓将加剧美国经济的下滑，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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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将贷款利率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以及在十年的迷失之后重拾对公共投资的高回报承诺，美国终于知道了自己应当如何做为。一个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应能在短期内刺激就业，并推动长期增长，最终减低国家债务水平。但金融市场不但在危机袭来的前几年暴露了自己的短视，如今又再次重蹈覆辙，逼迫政府削减支出，而这则意味着急需的公共投资将大幅减少。
此外，政治僵局也将导致美国政府在另一个不断恶化的经济难题上难有作为：抵押贷款赎回权取消（mortgage foreclosures，意指贷款人因无法偿还而被银行收回房产）的风潮将愈演愈烈（先不管其同时引发的法律纠纷），中小企业依旧无法得到贷款，而那些往常贷款给他们的中小型银行则将继续挣扎在死亡线上。
与此同时，欧洲的状况也没有转好的迹象。欧洲最终出手拯救的两个国家——希腊和爱尔兰——都是在一个与大资本勾肩搭背的右翼政府领导下滑向危机的，这再一次证明了自由市场理论不但在美国一败涂地，在欧洲也行不通。
与美国类似，希腊组建了一个新政府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而爱尔兰那个鼓励银行滥发贷款并制造了地产泡沫的政府则在危机之后现出了不懂管理经济的原形。
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地产泡沫给爱尔兰政府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一个产能过剩的房地产行业，而这些东西是不那么容易被消除的——尤其是当那些在政治上抱团的银行拒绝进行抵押贷款重组的时候。
对于我本人来说，预测2011年的经济并不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答案必定是黯淡的，既难寻上升之潜力，又充斥着下滑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欧美究竟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复苏，而当这些传统出口目的地一蹶不振之时，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又能增长多久？
我的最佳方案是这些亚洲国家都将重点转向庞大且尚未开发的国内市场，并以此维持快速增长。这需要他们对本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但中印两国都充满活力，使之在面对这场大萧条时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我对欧美的前景都不太乐观。他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累计总需求不足。而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有巨大的需求无法的到满足——而利用前者来应对后者的政策对恢复增长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欧美两地都必须对自身经济进行革新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即便处于长期的预算限制之下，还是有可行的政策可供施展的。问题还是出在政治上，在美国，共和党宁愿不要经济振兴也要看着奥巴马出丑。在欧洲，27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观点，危机之下各自突围，连足够的凝聚力都没有。由此看来，那个紧急援助计划的出台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纵容资产泡沫任意疯长的自由市场理念——所谓市场万能，政府切勿干预——如今变成了套在政策制定者身上的枷锁，使之无法制定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有人会觉得危机本身的出现将动摇这一理念的公信力。但事实上，它却重新得势，又把各国政府和经济体拖入了紧缩的泥潭。
如果欧美的问题是政治，那只有政治变革才能使它们重新走上增长之路。或者它们可以选择等到过度产能减少，资本货物被抛弃，经济内部的恢复性力量逐渐滋长的那一刻。但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胜利都不会立刻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