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Facebook网站上一个名叫“我们都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组织称“他生为英雄，死为烈士…他们杀死一个奥萨马，一千个奥萨马会就此诞生。”该组织成立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宣布基地组织领袖死讯后的短短一小时。这家Facebook组织已经拥有约30，000名“追随者”。此外，Facebook网站上类似的组织还有50多家。

半岛电视台和其他阿拉伯新闻媒体对本·拉登之死反应复杂。有人把这个西方人眼中的刽子手视为偶像，他死于美军之手并被海葬丝毫不会影响支持者对他的看法。实际上，埃及的前任穆夫提谢赫·纳斯尔·法里德·瓦西勒“因本·拉登死于敌手”已将他奉为烈士。（值得一提的是，谢赫·瓦西勒此前与基地组织既无关系也不抱同情态度，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伊斯兰学派）。

抛开错综复杂的网络反应，虚拟世界的关键问题在于消灭本·拉登是否标志着基地组织开始毁灭。当然，有些恐怖组织在其超凡领袖死后逐渐土崩瓦解。这不禁让人想起（组织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事件的日本组织）奥姆真理教创始人麻原彰晃。

但逮捕并审判暴力领袖也许是宣告组织终结的更好的方式——如果该领导人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并号召追随者放下武器，恐怖组织瓦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这方面的著名事例有秘鲁的毛派光辉道路领袖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

相反，被神化的领袖死于敌手不但不能导致武装运动的解体，反而会使其上升到烈士的高度。切·格瓦拉死后远比他在世时对左翼好战份子的价值更高。

当然，伊斯兰教武装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领袖肉体消灭和组织生存之间的关系等等重要特点与其他某些武装组织相通。在充满暴力诱因的环境中行动的具有相关意识形态的分散化组织通常能经受住失去领袖的打击，而等级森严的邪教组织则往往不能。

自9/11事件后，基地组织已经与等级森严的邪教组织大相径庭。这一点在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基地组织伊拉克海外分部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该组织为方便招募和宣传起见在美索不达米亚对外自称为基地组织，但无论在机构还是运作方面都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本·拉登的亲密合作者艾曼·扎瓦希里要求扎卡维不要袭击什叶派的时候，扎卡维反而加强了对什叶派的进攻。

基地组织的授权招募模式同样也适用于阿尔及利亚、也门、北马里和索马里等国。基地组织像很久以前的游击运动一样采用所谓的“思想战线”模式：由接受相关意识形态的城市小团体和/或脆弱个体自主招募或者成立附属机构。

在所有这些分散化的运作模式中，本·拉登主要担任负责引导和鼓舞人心的标志性代表人物——死于美军之手比活着东躲西藏更有利于完成这样一项任务。

比如影响本·拉登和其他势力的伊斯兰知识分子赛义德·库特布。为削弱其影响，库特布于1966年8月在埃及被加梅尔·纳赛尔的独裁政权执行死刑。这一举动产生了惊人的反作用。在1964年与库特布讨论其全新对抗理念的共98名穆斯林兄弟会犯人中，35人强烈支持，23人坚决反对，其余50人举棋不定。尽管拥有知识份子的威望和地位，库特布仍然未能在高压环境下说服绝大多数与他志同道合的犯人。

但就在知识分子库特布被处决之日，伟大的烈士库特布浴火重生。他的支持者很快就从区区几十发展到数以千计，而受他鼓舞的也从几名囚犯发展到几代人。此外，库特布被阿拉伯民族主义穆斯林领袖处决，而杀死本·拉登的则是美国的海豹突击队。这在穆斯林世界中有着很大的不同。

遭到监禁后公开宣布放弃暴力，已近乎成为几个圣战组织，特别是拥有20，000多人的埃及伊斯兰组织、埃及圣战组织分部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等小型组织的一种倾向。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不仅放弃政治暴力，而且在度过一段铁窗生涯后承认以暴力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为非法。比如在数十年时间里一直扮演基地组织理论家角色的赛义德·伊玛目·谢里夫被关押几年后就出版了几本在宗教和技术层面谴责激进武装的著作。

20世纪80到90年代曾牵涉到十几个国家的暴力活动（包括埃及的武装叛乱、美国和克罗地亚的炸弹爆炸、埃塞俄比亚的暗杀行动和阿富汗训练营）的好战组织伊斯兰集团也属于这种情况。21世纪，该组织被监禁领袖出版了超过25本旨在谴责以政治暴力为变革手段的著作。

消灭好战组织的“精神领袖”（而不是组织首脑）可能被政府视为一种短期的政治胜利，但这也许会令全面的去激进化进程更加被动，而且也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个恐怖组织的结束。要想取得长期的效果，抓捕几乎总比杀死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