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回到“三教皇更替之年”（1978年）才能找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全球金融支柱刚刚发生的领导人更替同样怪诞的继承戏剧。两个月前，世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异乎寻常的员工反抗和管理崩溃中宣布辞职。如今，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事，前西班牙财长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也宣布将于10月离任，这接踵而来的变故令主要利益相关人士惊诧不已。

失去一位国际信贷组织领袖是不幸，而失去两位则是疏忽（我向奥斯卡·王尔德深表歉意）。在锻造今天过度流动资本市场的大熔炉¾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之际，传统的派系理论仍然甚嚣尘上。

坦率地说，从公众记录的角度来讲，两位的辞职可谓大相径庭。沃尔福威茨在经过一场激烈争斗终于被赶下台时，世行员工简直欣喜若狂。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多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员工似乎由衷地为拉托的离去感到惋惜。

让沃尔福威茨入主世行的主要功绩是一手制造了伊拉克战争，虽然现在仍有争论，但这场战争被视为自拿破仑入侵俄国之后最严重的战略失败。而拉托的经历则恰好相反，他在西班牙16世纪以来的最佳经济发展期内担任西班牙财政部长。

在沃尔福威茨的领导下，世界银行未能进行任何真正的管理改革，以适应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而在拉托的领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少向着给予中国和其他快速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管理发言权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拉托敦促心不甘情不愿的欧洲国家放弃一些对基金组织权力的同时，他也推行了加强和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汇率管理中所起作用的改革。

事实上，在拉托发出辞职公告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有权谴责那些实施可能对全球经济稳定造成破坏的干预政策的国家。基金组织政策的改变引来了中国官员的愤怒，他们一直采用大规模干预的方式来压制本国货币¾人民币的价格。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合理的声明招来大国怨恨的时候，它的所作所为必然含有某些正确的因素。没错，基金组织近来对待美国的态度十分软弱，对美国经常帐户和贸易赤字缺口造成的持续疲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很多人认为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很快就会被重新提出来。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领袖的离职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同时也有着令人忧虑的相似之处。首先，所有迹象都表明欧洲人会把拉托的突然决定作为逃避就放弃其一直以来指定基金组织首脑的特权进行严肃探讨的借口。没错，美国可以通过阻止要求沃尔福威茨和平辞职的努力，在事实上要挟世界另选一位美国人来接替沃尔福威茨的位置。但对于拉托主动提出辞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人能却还没有具备那么大的影响力。

从现在开始到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足够的时间实施公开公平的选拔过程，从所有国籍的候选人中选出基金组织的最佳领袖。世界各国央行都通过选拔技术人员和有实际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领导它们的机构，而不是接受纯粹的政治任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资质上来讲，有些显而易见的基金组织领袖候选人，比如巴西的阿米尼奥·弗拉格（Arminio Fraga）和出生在埃及的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都不是来自欧洲。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两家机构都面临着很深的生存危机。在今天变幻莫测、时刻流动的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信贷工具大多都冗长繁复，毫无必要。

在没有进行认真改革的情况下，这两家机构都将像最近复苏之前沉睡了40年的国际清算银行那样陷入深深的冬眠之中。国际清算银行于1930年成立，目的是协助管理德国重建资金和协调央行的各项活动，它在二次大战后多年之中也不过起到了黄金储备保管箱的作用。随着近年来中央银行地位的回升，也多亏有充满想象力的正确领导，国际清算银行已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并发挥了几种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为全球银行业制订国际制度标准。

尽管沉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许某一天会重新苏醒的想法令人感到振奋，但看到它们现在就生龙活虎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全球化程度更高的世界需要全球金融机构，但只有关注协调、监督和技术建议的机构、而不是沉闷繁冗的信贷机制才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真正的变化发生之前，这两家机构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管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突然辞职事件中扑朔迷离的前前后后使我们无法采用惯常的方式来确定他的接替人选。而导致美国60年来独霸行长职位的世界银行闭门造车式的任命政策也不能为欧洲继续把持国际基金组织的领导地位提供理由。两错相加并不意味着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