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剑桥——欧洲已是死猪，何妨开水来烫？看来，欧盟委员会酝酿开征金融交易税，背后就是这个想法。欧洲的经济金融沉疴每况愈下，那便是它新开的药方。

对一切金融交易征税，可谓大快人心，似乎没有理由加以拒绝。欧洲老百姓为其所购买的大多数货品和服务都必须缴纳增值税。那为什么买卖股票、债券和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就不能征税呢？这种税冲击的当然主要是富人和金融公司，此外，它可以带来大笔财政收入。

说真的，按照欧盟委员会的估计，仅按它所酝酿的税率——股票和债券交易的0.1%、衍生品交易的0.01%，有关财政每年便可增加500亿欧元进项。金融交易税还能顺便遏制一下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投机行为，何乐而不为呢？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当然，对金融企业的利润和分红征税，理应缩小同其他经济活动的差距。过度杠杆需要得到限制。如果宏观经济和金融能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稳定状态，确能支持经济增长。不幸的是，虽然金融交易税为自由派经济评论家和劫富济贫的NGO们所津津乐道，但要达成上述重要目标，它却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手段。

的确，像凯恩斯和诺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那样的伟大思想家提出过若干理念，认为开征金融交易税是削弱经济波动的一种方法。（托宾税针对的本是外汇交易。）但是，多年来这些理念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而且，说实话，众人的研究结论几乎没有支持的。

这种税固然可以减少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随着交易量的萎缩，价格的信息含量可能会有所减少。但不管是理论还是模拟推演的结论，都无法证明经济波动性会随之明显减弱。而且，虽然以如此低的税率增加如此多的岁入，听上去很不错，但交易量剧减会导致税基骤然缩窄。结果，最终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令人失望。这是20年前瑞典征收金融交易税所得到的一个教训。

更糟糕的是，从长期来看，税负会转移。交易成本的增加会推高资本价格，从而抑制投资。投资疲软拖累产出下滑，所减少的财政收入差不多能抵消该税的直接收入。从长期看，工资水平将会下降，普通工人将会分担很大一块成本。说得更宽泛一点，金融交易税违反了公共财政的一般原理：对生产的中间环节征税是低效的，尤其是对那些高度灵活的环节，它们的反应难以预料。

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常识，哪怕杰出的意见领袖、政客和慈善家们宁可对此置若罔闻。欧盟委员会肯定得到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财政事务部的有力警告，在那里工作的经济学家曾详细罗列开征金融交易税的种种得失。那它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

最大胆的解释是，欧盟委员会根本就不相信经济学家的估计和分析，它认为金融交易税比学界公认的要可取（此情境令人回想起当年关于创设欧元的大辩论）。一些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政府，搞过银行取款税（一种较为粗糙的金融交易税），所获收入的确高于多数政策分析人士的预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拉美的长期增长记录对其上述政策可不是正面宣传，而较低的GDP必然意味着财政成绩乏善可陈。

另一种可能性是，欧盟认为金融交易税的政治好处胜过其经济危害。金融交易税在民意上如此讨好，以至于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金融利益集团也无法加以阻止，这种解释也说得过去。这笔买卖兴许划算吧，除了一点：这种税的长期效果实在是不利于增长，很难说有它比没它来得好。

还有一些更加玩世不恭的解释。或云，欧盟官员知道欧洲的一切都已加了重税，所以，为了给欧盟各个衙门创收，他们没法儿再从现有税基上做文章，只能挖空心思开发新税源。还有的说，欧盟委员会明知金融交易税会因欧洲内部的争议无果而终，他们只是想给民众开张空头支票，捞取政治资本罢了。

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Paul Volcker）曾说，近几十年最有价值的金融创新是——ATM机。而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圈内勾当》（Inside Job）说得很对：有那么一伙儿人，他们的创新还不如ATM机有用，却共同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伙人——政客、金融家等等等等，至今还没有真正付出什么代价。

简言之，有大把理由去对金融家发泄怒火，但只有让他们改弦更张才是真正改观。而金融交易税，尽管出自学术名门，却不是欧洲问题——或世界问题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