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现在我们大家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了。即便是美国的右派也加入到了凯恩斯主义的阵营中，他们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并且其规模在以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像我们这些声称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有某种关联的人来说，现在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毕竟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被遗忘甚至被回避。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理性和证据对意识形态和利益的胜利。

经济理论早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受管制的市场是无法自我纠正错误的，为什么需要监管，为什么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金融市场从业的人却在积极推动着一种“市场基要主义”。由此产生的被误导的政策其中曾经使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巨大的代价。美国侯任总统奥巴马的经济团队中的某些成员也在其中起过某些推动作用，只是在当这些政策开始给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造成代价时人们才醒悟过来。

凯恩斯指出不仅市场是无法自我纠正错误的，而且在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效的。这时候更多需要的是财政政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财政政策都会产生同等的效应。在今天的美国，由于存在巨额的家庭债务和对形势高度的不确定性，减税很有可能不会产生效果（就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所发生的情况）。去年二月份美国的减税有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都被人们存进了银行。

面对布什政府遗留下的巨额债务，美国应该尽可能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的刺激作用。在科技和基础设施，尤其是环保行业，投资过低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要求美国在短期支出和长远效果方面取得平衡。

这就需要重新制定税收和开支计划。为穷人减税、提高失业津贴以及同时增加夫人的税收可以刺激经济、降低赤字以及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开支以及提高在教育上的支出可以同时提高短期和长期的产出以及降低赤字。

凯恩斯曾经担心流动性陷阱，即货币主管部门无力刺激信贷供应的增加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水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直在努力避免人们像在大萧条时期那样指责美联储加剧了经济的衰退，当时普遍的现象就是货币供应的紧缩和银行的大批倒闭。

但是人们应该认真地阅读历史和理论：保护金融机构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重要的是要促使信贷的流动，而大萧条时期银行的倒闭之所以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它们涉及到决定信用的可靠性。它们是保持信贷流动所需要的信息的荟萃地。

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许多大银行已经走出了“借贷”业务而进入了“流动业务”。它们把业务的重心放在购买资产、对它们进行重新包装然后再出售上，与此同时却在评估风险和进行筛选以确保信用的可靠上的低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数千亿美元的资金被花在了保护这些功能失调的机构上，但是在处理它们那些鼓励短视行为和冒过大风险的不恰当的激励机制上却什么也没做。由于对个人的奖励与对社会的回报差距是如此之大，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贪婪）最终导致了对社会破坏性的后果。甚至它们自己股东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此外，对于那些真正在做银行被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即贷款以及评估信用的那些银行的帮助非常之少。

联邦政府已经承担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债务和风险。在我们为拯救金融系统所花的钱并不亚于在财政政策上的支出时，我们应该担心的是钱是不是用在了刀刃上。否则，在过去八年已经翻倍的赤字将会急剧上升。

在九月份的时候，有人说政府将连本带利地收回它的钱。随着投入紧急援助的钱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不过是金融市场错误地评估风险的又一个例子，就像它们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做的那样。伯南克和保尔森的紧急援助计划的条款对纳税人是不利的，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规模如此之大，然而对于刺激贷款的重新发放做得却很少。

新自由主义推动放松监管满足了某些人的利益。金融市场在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过程表现得非常出色。使美国能够把它有巨大风险的金融产品兜售出去以及使全世界都参与到投机中可能服务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尽管这让其他国家背负了沉重的代价。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在于新的凯恩斯主义教义将被运用和滥用来服务过去那帮人的利益。那些在十年前鼓动放松监管的人真的吸取教训了吗？还是他们只是在推动表面的改革，付出最小的代价以表明这个数万亿美元救助计划的正确性？他们的想法是否真的改变了，还是只是策略上的改变？不管怎样，在今天的背景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看上去比追求市场基要主义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十年以前，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大家曾经纷纷议论需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但是最终付诸行动的却很少。我们对于当前的危机仅仅做出恰当的回应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行必要的长期性改革，以便我们能创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繁荣并且均衡的全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