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

中国 GDP 预计在 2009 年年增长了 8.7%—— 又一次是世界各国最快的增长率 —— 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到 10.7% ，而 2008 年的第四季度增长率只有 8.7% 。对其他各国而言，中国有能力轻易地摆脱金融危机， 2010 年如此强劲的增长速度预示着 2011 年的增长也不在话下。

但事实上，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件易事。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初，中国迅速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早在 2008 年 10 月，也就是危机刚发生之时，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相当于 2009 年 GDP 的 3% ，产生了 3% 的 GDP 增长，而 2008 年的赤字理论上几乎为零。

中国所谓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009 年，银行发放贷款增加了 34% ， M2 货币供应增加了 27% 。虽然，货币的增发加大了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但这确实保证了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没有跌入深度下滑。其他政策也有效地刺激了房市和车市的消费需求。

但中国如此的危机处理方式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没有解释其他采取更加激进政策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达到同样快速复苏的效果。还有，为什么中国政府似乎有更多的选项来实施政策。

在危机爆发之前，中国预算实际上是盈余的，政府的债务和 GDP 的比率只有 21% （现在约为 24% ），远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这就给了决策者更多的自由来扩大支出应对危机。而且，在雷曼兄弟倒闭之时，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也很低。这也允许中国政府有更多的政策选项。

进一步来说，在全球危机来临之时，中国经济运用良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采取的谨慎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早期的自我调整，使得中国经济位于相当有利的位置。从 2004 年起，中国经济开始了一轮快速成长，但政府官员并没有放任其自由发展，而是采取了反周期的手段，防止经济过热。

在经济快速增长之时，政府更加大了调控措施，预防资产泡沫，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和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过度泛滥等。房市的过热在 2007 年 9 月底结束，防止了全国范围上的崩盘，而随后股市泡沫也得以控制。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大量投资项目被叫停，控制出口的增长放缓的措施 —— 包括人民币 20% 的升值和出口退税大幅缩减 —— 将增长率从约 30% 降低到 2007 年后期更为理性的 17% 。

于是，到了 2007 年第四季度 —— 也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之前 ——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降温。从 2008 年第四季度的 13% 增幅下降到 2009 年同期的 9% 。

简而言之，中国在全球危机爆发的一年之前就开始调整政策，这比其他国家都来的要早。由此得到的经验就是：政府在经济过热之时就要迅速采取措施，不能过度追求增长。这样的做法对于发达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有效。

当然，中国经济也有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或许过于依赖“行政”干预。当绝大多数主要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信号不太敏感之时，这就需要像中国那样，采取行政的手段来控制事态发展。过去 30 年的行政干预说明，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中国一直对经济过热保持警惕 —— 一旦出现就出手干预，而不考虑“聪明的”市场参与者的抱怨之声。

当然，政府有时也过于敏感。但这对于经济发展之初，对于第一代那些具有“兽性”的年轻公司而言，过度防范或许比不作为要强。实际上，当国家经济增幅持续超过 9% 时，政策监管者的警惕也是正常的。

毋庸置疑，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过度也会延迟必要的市场导向改革措施的出台。但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有效的参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积极参与可以防止经济的过度起伏，这也是西方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