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

学习经济学历史的一个麻烦问题是要了解当今发生的事情如何改变过去，或者说是如何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数十年来，我满怀信心地教授我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政府对经济状况负起更多的责任。但是各国政府对“经济大衰退”所做出的政治反应改变了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方式。

一战前的各国政府并没有履行在经济衰退时期最大限度降低失业率的使命，二战前的各国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现象有三个原因，所有的这些原因都在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

第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存在硬通货游说团体：由大量在社会上有影响、政治势力强大的富人组成。债券是他们的主要投资领域。高产能利用率和低失业率与他们自身利益无关，稳定的物价对他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他们最想要的是硬通货。

其次，受高失业率影响最深的工薪阶层在当时一般没有选举权。在他们有投票权的一些领域，他们以及他们的代表无法想到有效的措施，让政府抑制经济下滑的政策惠及他们，也无法握得权力操纵杆。

再者，人们的经济知识还处于成长阶段。人们很少知道不同的政府政策会对社会总开支水平有着什么样的影响。除了美国的银币自由铸造运动以外，一般的政府和公共知识讨论并没有以此为主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三个因素都消失了。至少，我在2007年教授经济历史学课程的时候是这样对学生说的。今天，我们不再有硬通货游说团体；几乎所有的投资者有着十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当失业率高涨、产能利用率和开支低下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严重受害。

如今，经济学家们更深刻地了解金融、银行以及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名义开支，尽管他们掌握的知识还只是差强人意。许多深刻的开放性政治和公共知识讨论以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为主题。此外，所有的工薪阶层人员都有选举权。

因此，我在三年前自信地对学生们说，在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商业中的灾难坐视不管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当时我说，如果失业率突破10%，通胀居高不下，那么任何政府都会采取一些重大措施，避免让这种现象长期存在。

我错了。相反的情况恰恰发生了。

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在利益受损的硬通货游说团体不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在美国会有一个大型政治运动（茶党）在鼓吹实施最极端的硬通货政策呢？为什么失业者，以及那些可能会成为下一波失业群体的人没有在选举中注册投票？为什么政客们不再害怕这些选民的不满了呢？

此外，还有很多经济问题。为什么我认为自1829年来就已确定的名义收入测定原则如今会被质疑呢？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威克塞尔、欧文·费雪、沃尔特·白芝浩等人认为政府必须战略性地干预金融市场，以稳定整体经济的支出，为什么如今这一观念会引发争议呢？

很明显，反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右翼团体并不反对实施财政措施，以稳定名义开支。相反，他们反对政府应该扮演宏观经济稳定者的角色。

如今，整体经济的支出流动率很低。因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决定用不能带来利息的现金购买政府有息债券，以此改变私有资产的混合成分，最终活跃支出流动率。

这是很正常的。唯一一丝不符合常态的行为是美联储购买的是财政部的7年债券，而不是购买3个月到期的短期国库券。它别无选择：7年债券是财政部债券中能带来利息的时限最短的债券。美联储不能把短期利率降至零以下，因此它只能通过“定量宽松”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

然而，美国右翼团体反对此举，反对的原因仍不清楚：就经济学理论层面上说，反对量化宽松有什么理由？胡乱指责美联储进行货币操纵和过度冒险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答案。

但是，现在的局面便是如此。工薪阶层有投票权，经济学家理解名义收入的测量原则，也公开讨论过这些问题，长期的经济深度衰退并不能让势力团体收益。尽管如此，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在二战后一致同意的原则——那些在1945～2005年间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原则，可能会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