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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力法则

马德里——当今人类的主要忧虑与其说是具体某种罪恶,还不如说是不确定的威胁。我们并不担心显而易见的危险,而是担心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在难以预料的时候会突然袭击——而我们又没有准备好充分的防御措施。

当然,当今世界存在具体可辨的危险,但举例来讲,恐怖主义最让我们担心的是其不可预知的性质。现代经济最令人不安的是其波动性——换言之,我们的制度无法保护我们免受极端财务动荡的威胁。

总体而言,我们感受到的不安大多来自我们只能部分控制自己所面临的威胁。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更加危险,但却不像现在这样危机四伏。他们需要忍受当今发达国家居民无法忍受的贫困,而我们所面临的风险虽然自己也难以完全理解,但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匪夷所思。

因为相互依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每个人,所以控制全球风险是人类最严峻的挑战。比方说气候变化;核能及核扩散的危险因素;恐怖主义威胁(与传统战争的危险有着质的不同);政治动荡的附带影响;金融危机的经济冲击;传染病(其危险性随着人口流动和自由贸易而不断增加);以及由媒体造成的突如其来的恐慌,比方说欧洲近来的黄瓜危机。

所有现象组成了全球化世界阴暗的一面:污染、传染病、动荡、互联、混乱、共同弱点和普遍影响,以及过于频繁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世界具有“传染的性质”。

相互影响实际上是相互依存——也就是面对共同的风险。没有哪件事是完全孤立的,“外交”概念已经荡然无存:所有问题都与民族、甚至个人息息相关。别人的问题现在同样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再也不能怀揣冷漠之心坐视不管,或希望抓住机会从中渔利。

这就是我们当前特有的脆弱的总体环境。曾经的保护因素(距离、政府干预、先见之明、传统的防御模式)已经遭到削弱,现在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甚至完全失去了作用。

也许我们还没有将这种新的相互依赖逻辑的所有地缘政治后果纳入考虑。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即使最强的强者也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事实上,霸权逻辑与当前分裂化和自主化的潮流互相矛盾——比方说巴基斯坦或意大利——由此造成的不平衡和不对等并不总是对强者有利。

如果弱者确定自己无法获胜,他们可以让强者蒙受损失——甚至让他们彻底失利。与几个世纪来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形成鲜明的对照(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国家的各自权重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强者的安全、经济稳定、健康和环境持续受到弱者的威胁。周边的混乱和动荡同样影响着强国和弱国。

这种过度影响的情况多数前所未有,进而凸显出我们还不知道答案的若干问题。在这样的世界中什么样的保护才较为适宜?

导致软弱性与日俱增的迅速传播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预防及防御战略,上述战略并不总能做到恰当或合理本来也不足为奇。某些防御战略可能激起的仇外及沙文主义甚至可能比它们本来意在防止的威胁造成更大的损失。

因此,在这样一个全球变暖、智能炸弹、网络战争和全球传染病的时代,我们必须借助更加复杂和微妙的策略来保护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能继续坚持已经过时的策略,无视全球共同威胁以及应运而生的相互依存的总体环境。

我们必须学习新的权力法则,因为相比于个人或国家利益,在当今世界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是共同利益或共同损失。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当然并没有消失,但事实证明它们如果脱离了能够解决共同机遇和威胁的总体框架,个人和国家利益根本就无从谈起。

传统的权力游戏追求在完全不顾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频繁接触则导致互通风险、制定合作策略、以及共享策略和信息。真正有效的全球管理是人类当今必须全力追求的战略境界。

这听上去非常困难,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与悲观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管理全球风险挑战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避免“历史结束”——这种结束不是自由民主全球胜利的卓越巅峰,而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集体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