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很多人会说，卡扎菲罪有应得。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之谓也。

对于反对者以及让自己感到不安者，这位利比亚暴君从来是杀人不眨眼。因此，他死于草率的暴力可谓死得其所。卡扎菲在一条干涸的下水道中被擒获，保守私刑折磨——先是虐揍，然后被枪杀，尸体鲜血淋漓。而这一幕发生在其故乡苏尔特。平心而论，这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但对于一位血债累累的杀人犯，难道还要对他讲公正吗？

但私刑总是令人大为不安，不管施加的对象是谁。苏尔特和的黎波里的群众为暴君之死欢呼雀跃，但还是有不少声音质疑卡扎菲之死是否太不体面了。以孤芳自赏式的表演大力宣扬利比亚革命的法国公共知识分子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写道，对卡扎菲的私刑“玷污了”人民起义的“基本道德”。

你可能对这一论断颇有微言。与所有的暴力革命一样，独裁者反对派的道德从来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反对派让卡扎菲的家乡沦为了一片废墟，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与他们所推翻的体制一样冷血野蛮。

但莱维的批评还有其他错误。说“玷污道德”是树错了靶子。以复仇之名践踏公正并不是不道德的问题。许多人都记得《旧约圣经》中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句子。对于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我们希望他也遭到报应，受到相同的痛苦。公正几乎总是包含着复仇的元素。

但是，复仇的问题在于它会激发冤冤相报，行程暴力-反暴力的循环，也就是世仇文化。而世仇顾名思义是不道德的，甚至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非法的。世仇通常盛行于无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根本不存在正式法律）的社会。德治不能代替法治。法治精神不一定能给所有人都带来公正的感觉，但它可以制止暴力的冤冤相报。

古希腊人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反应法律和公正之间的矛盾的最伟大戏剧是埃斯库罗斯的《欧墨尼得斯》（The Eumenides），这是一个关于谋杀和复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愤怒代表了公正。愤怒让人们对严重罪行以牙还牙，他们说：“我们宣布，我们代表了真正的公正。……我们要他们以血还血，追杀他们到天涯海角。”于是，愤怒让俄瑞斯忒斯（Orestes）以武力复仇的方式杀了其母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aemnestra），为其父阿伽门农（Agamemnon）报了仇。俄瑞斯忒斯杀了克吕泰涅斯特拉，也种下了暴力循环的种子。

智慧女神、雅典守护者雅典娜认为，只有用12名陪审员做出的公正判决可以平息愤怒、重塑和平。但判决绝少是完美的。在这个例子中，愤怒被平摊，雅典娜做出了宽恕俄瑞斯忒斯的判决。这也许不能满足愤怒者的粗暴公正要求，但这树立了法治精神，让雅典进入了文明。

平心而论，雅典式民主与现代民主还有诸多不同，古雅典和现在的的黎波里也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欧墨尼得斯》至今都能给我们不少重要教益：不受法律遏制，暴力将永无止境。由流血产生的暴力总是会造成更大的流血。2 500年前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没有人比波兰民主活动家和思想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更理解这一点的了。米奇尼克是20世纪80年代终结共产主义独裁的干将之一。当其他波兰人出于复仇心理要求对共产主义统治者及其帮凶施以粗暴公正时，米奇尼克呼吁进行谈判、妥协和和解，即使对方曾经是暴君。

米奇尼克承认，所有革命都是不完全的，因为并非所有罪恶都会得到清算，也不是所有高尚都会获得奖赏。但是，他说，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继续暴力：“对受害者的补偿总是一成不变地带来新的比前一次更残酷的伤害。

这就是为什么卡扎菲的私刑狂欢对利比亚来说是个危险的预兆。将卡扎菲活捉并由法庭进行依法宣判要好得多。在利比亚进行刑事诉讼是很困难的。42年的独裁统治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出现公正法庭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让前独裁者的受害者来对其进行宣判可能也无法保证不带偏见。这就是设立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原因。

将卡扎菲诉诸法庭无法满足所有利比亚人的公正感，但能给利比亚人带来更光明的法治精神前景。也许对卡扎菲之子赛义夫（Saif al-Islam）进行审判也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果真如此的话，在海牙受审将是他给他的国家带去的最后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