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从智利到德国，西方各国燃起的抗议活动既缺乏思考又缺乏定义，这一点令人感觉十分怪异。有人说这是1968年以后规模最大的全球动员运动，不同国家民众的怒火不约而同地指向类似的问题。但也有人说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比如，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我们实际正经历着1968年运动的“逆转”程序。他说“当时欧洲街头的学生宣布他们希望生活在与父辈不同的世界。而现在的学生则走上街道宣布要生活在父辈的世界里。”

到目前为止此次运动既没有名称也没有清晰的解释。但他们对自己的描述和分析家对他们的描述将使运动的方向产生重要的差异。上述自我认识过程也将影响一般民众对上述运动的态度。

1968年运动浓厚的理论色彩尽人皆知。至少在多数人的记忆当中，学生领袖不断创造出融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理论为一体的令人费解的宣言理论。人们容易忘记的是即使是当时最热衷于理论的领导人也清楚归根结底，定义1968年革命的抗议运动绝不是会议室讨论的结果。

比如德国领袖鲁迪·多茨克坚持认为由越南战争引起的“存在主义厌恶”和愤怒是那次运动的源动力。很多公认的“理论家”自主宣布应当放弃革命教条主义，从实际出发对继承而来的激进策略提出问题。简单地说，他们应当在前进的同时弥补造成的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讲，1968年及今天的抗议活动并不像某些观察家所说有那么大的差异。虽然没有政治策划，但也有激起愤怒的事件和书籍：20世纪60年代是佛朗茨·法农的《猥琐的地球》，而今天则是93岁的前法国抵抗战士斯特凡·埃赛勒令人难以置信的畅销书《愤怒吧！》。

批评家们略带讽刺意味的指出，埃赛勒的小册子有时读上去就像在号召人们对某些问题——实际上几乎是任何问题随意、甚至是武断的大动肝火，只要他们自己的主观正义感能以某种方式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埃赛勒充满怀旧情结地援引让－保罗·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理论也于事无补，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紧张起来、做些什么”的手绘标语表露出人们对“历史洪流”的强烈渴望。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这幅标语下同时汇集了左翼无政府主义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和右翼自由主义政治家罗恩·保罗的支持者。

尽管埃赛勒的专著在理论上有很多缺陷，但“愤怒”已经成为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运动的口号。此处的表达方式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愤怒表明某些社会行动派（一般是政府或精英人士）已经违反了公认的规范或道德准则。这实际是对上述运动的“反动”解释：它们来源于社会契约被打破时的愤怒感，精英人士理当恢复政策实行前的原状，而正是这种“原状”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雅典、马德里和纽约民众的抗议对象与其说是那些当权者，还不如说是当权者中理应为背弃共同承诺而感到羞耻的一小撮。

义愤不同于震怒——后者具有终极的盲目性，而且不一定建立在自己与对方遵守共同承诺的基础之上。某种程度上1968年运动也是如此：正当的厌恶演变为愤怒，但如果通过完全不切实际的革命理论来发泄这种愤怒，它也可能演变为自以为是，并最终导致激进派别精心炮制将暴力的合法化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授权的少数群体以假象中多数群体的名义高谈阔论——这算得上是一种民粹主义，而且和所有的民粹主义一样，它的驱动因素是情感而非规则，当然更谈不上理性。这只会导致暴乱的发生。

义愤和震怒间的差别可能更像是挑剔细节。但精英们将吸取何种教训将部分取决于运动的描述及其参与者自我看待的方式。精英们显然希望将抗议活动转化为选举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抗议者到目前仍令人惊讶地保持着沉默：他们既没有提出任何宏观要求也没有说清不同的社会、或者“真正的民主”（西班牙抗议运动的标志性词汇）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今天的抗议活动来源于正当的义愤，那么就无需担心具体要求的缺失：人们仍然可以运用公认的准则（及由此所产生的政策）。但如果背后的驱动因素是震怒，那么缺乏明确的目标只可能带来更多的愤怒和沮丧，而更多的愤怒和沮丧最终可能导致身体暴力和某种形式的政治虚无。

这同样意味着政治精英们应当力求理解并接受这种义愤所发出的信号——而不是玩世不恭地利用这种义愤来谋取选举优势。比方说，英国工党知识份子莫里斯·格拉斯曼现在感觉有必要披露之前一直不为人所知的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的“愤怒反叛个性”不但滑稽可笑，而且彻头彻尾的不负责。

精英——和抗议者的同胞们——应当认真而富于创造性地对道德义愤做出响应，记住它最终既非全面革命，更不是怀疑论，而是自由民主的证明。同时他们需要平复愤怒，平息怒火，因为这些会为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