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哈佛教授Dani Rodrik—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最近在他的博客里说他的一位同事将过去的三十年称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根据他的观点，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执政使人类自由与繁荣的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对这一观点，我既认可也否定。

弗里德曼在一生中都始终坚持五项基本原则：

1．强有力的反通胀货币政策。

2．政府明白自身的职能是人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福利的发放者。

3．政府不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

4．政府不干涉人民的私生活。

5．积极而乐观地相信自由讨论和政治民主能够使人民遵循1-4的原则。

用这些原则来衡量，里根在第2和第4项上是失败的，并也只是在默认的情况下采取了第1项—Paul Volcker在1980年代的反通胀政策让里根及其亲信们深感沮丧。撒切尔在第4 项上失败了。至于邓小平—虽然比起其前任的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进步了许多—在可能除了第3项以外的各项原则上都失败了。我们不明白邓小平理想中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安排是如何的。我想他自己也很可能不甚清楚。

但我认可“弗里德曼时代”命题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只有弗里德曼自信地提出的那套原则才既用于解释这个世界又告诉我们如何改变它。然而我还是要建立一套与之抗衡的原则，因为我认为弗氏的原则最终不能实现其承诺。

我的原则始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社会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性、沟通和相互依赖这一非常古老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在人类社会只有60个成员的情况下难以发挥作用—现代全球社会的60亿人口要高出8个数量级。

因此我的原则是从Karl Polanyi的固有认识发展而来，即：市场交流的逻辑给这一基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劳动力市场迫使人们流向收益最大的地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可能在陌生的地方成为陌生人。消费品市场使人类的（社会）地位成为对市场力量的反应的产物，而不是社会规范和公平观念的结果。

对市场的这种批评当然是片面的。毕竟，其他的劳力分配方式比起劳力市场来似乎有更多主导和疏离的意味。后者为人们提供机会而不是制约。同理，“社会规范”和“分配公平的观念”也往往更有利于那些最有权力或那些能说服他人听命于强权者就是顺从上帝的人。市场安排比其他的方式有更多的精英成分，它们鼓励正和的企业家精神，使得人们更容易通过善行获得成功。

然而，通过市场经济进行的经济福利分配不符合任何人关于公平和最佳的概念。不论如何，比起披着不可预测的市场后果外衣的暗箱操作，我们还是对由民选代表所做政治决策的正确性和恰当性更有信心。我们还相信政府应该在管理市场以避免萧条，再分配收入以创造更高的社会福利和防止由影响金融从业人员的头脑的跟风逐流所造成的毫无意义的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更强的作用。

的确，对于社会民主原则而言有一种保守的观点。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富有和公平的社会。你可以抱怨说再分配和产业政策在经济上是低效的，但它们却并非不受欢迎。二战后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快速成长、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政策共存的局面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论断。

弗里德曼会回应说鉴于世界在1975年时的情况，朝着他的那套原则方向的行动是一大进步。当我回想起吉米•卡特的能源政策、亚瑟•斯卡吉尔领导英国矿工工会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我很难不认同弗氏关于1970年代中期的世界的观点。但我还是要划出一道界线：尽管上一代人沿着弗里德曼的方向前进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但继续沿着这一方向行进所能带来的益处却很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