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候菲德尔▪卡斯特罗死亡这样的事只有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奎斯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妥帖。他的小说《族长的秋天》完美地刻画了围裹着一个等待一位长期独裁者死亡的社会的道德贫困、政治麻痹和极度倦怠。

当然，菲德尔司令步下权坛将完全是一桩生物学事件。自他去年病倒后所公布的数张照片表明了生物学的作用。当终结到来时，古巴发生的变化可能和上个世纪所有的大独裁者去世后所发生的一样巨大。

斯大林、弗朗哥、铁托和毛泽东：在统治方略和手段上何其相似。但他们如何从政坛消逝的情况却迥异。而这些不同会对他们所在的社会产生短期和长期的重大影响。

先看苏联。在1953年3月9日，从芬兰湾到白令海峡，万物静穆；在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和东柏林也是如此。在北京，毛泽东本人也在约瑟夫▪斯大林那令人憎恶的巨大雕像前鞠躬。斯大林所统治的辽阔帝国上到处可见悲恸的人群近乎歇斯底里地哀嚎。

然而，几天之后，“斯大林主义”一词就被从新的苏维埃字典中擦去。三年之后，我的祖父，尼基塔▪赫鲁晓夫就在其著名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讲话”中公开抨击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似的解冻也许是昙花一现，但在它第一次在苏维埃历史上开启了变革的可能性—一种被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利用的可能性。

铁托将军的死带来了另一种爆发。数十年以来，他的个人统治将一种团结的假象强加于南斯拉夫。在他于1980年去世以后，那个人工的国家就开始四分五裂，最终导致发生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以及1990年代在科索沃的种族灭绝战争。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长期独裁统治都以瓦解和混乱告终。毛泽东的死使邓小平从被内部流放的失意状态重返政坛。邓很快就清理了毛的“四人帮”继承者，并只用了数年时间就开放了中国的经济，掀起了一场使中国比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下更彻底—并更成功—转型的资本主义革命。当然，共产党仍然掌权，毛泽东的画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之上。但这两者都只不过是在现实中已被扔进历史故纸堆的理念和理想的遗迹罢了。

西班牙也在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大元帅去世，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崩溃之后逃过了分崩离析的灾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归功于这位老独裁者。由于在其死前恢复了国王胡安▪卡洛斯领导下的君主政治，弗朗哥给西班牙提供了一个重建的基础。然而弗朗哥万万没想到胡安▪卡洛斯在一位聪颖而年轻的弗朗哥时期官员阿多夫▪舒瓦雷茨的帮助下所建立的是今天这样现代、民主的西班牙。

共产主义国家通常曾经并仍然由年迈的领导人统治，而民主国家的首脑通常是较年轻的男性和女性—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这种区别意义重大。年迈的领导人能够成功地领导一个平稳发展，并不需要对其政策和目的进行激进的重新评估的国家。当然，也有例外—如丘吉尔、阿登纳、邓小平和里根—但国家不能依靠幸运来赐予这样的领袖。较年轻的领导人更有能力应对困难时期的风浪和变革。

政治竞争令所有的政客，不论年龄大小，都保持警醒，准备应对新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新理念保持开放的态度。没人可以将他自己锁在办公室里闭关修炼、只求终老。一党制、个人魅力独裁，或是铁托的南斯拉夫那样的二者混合，肯定只会带来僵化的头脑和迟钝的政府。

那么，卡斯特罗去世后古巴将会怎样？

许多观察家都将其胞弟和指定继承人劳尔▪卡斯特罗描述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实用的卡斯特罗”。当古巴慷慨的苏维埃时代补贴在1990年代消失殆尽时，正是劳尔认识到政权的生存需要经济改革。在他的敦促下，私人农业市场重新开放从而促进粮食生产并避免可能发生的饥荒。

然而，同是这个人，作为古巴内部安全机器的首脑，多年以来代表着一个铁腕政权的威力，直接对监禁—并时常折磨—成千的持不同政见者负责。因此，我们可能希望的最好结局也就是一个俄罗斯似的自由化试验，并很快就会被该政权紧张不安的保守势力叫停。

另外，有了像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这样的盟友支持—再加上最近发现的古巴本国的丰富近海石油储藏—引入改革很可能也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劳尔可能会选择沿袭这一他参与缔造并以强权维护的陈腐政体。

但劳尔▪卡斯特罗本人也已年迈。所以我们可以憧憬着某一个邓小平，或更好的舒瓦雷茨似的人物最终会从古巴革命主义的废墟里出现。但就现在来看，较年轻的共产党官员，如古巴的外交部长菲利普▪佩雷兹▪罗格仍然是意识形态上的强硬派。许多古巴人都称其为“塔利班”。如果他们接手政权并固执己见，那么古巴可能又要面临一堂漫长的生物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