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欧洲和美国就像是一对战时团结、战后翻脸的兄弟，2009年还在携手共抗经济萧条，2010年就开始出现分歧，到了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立场已经大相径庭了。分歧可能会造成相当严重的代价：尽管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正如G20所呼吁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仍远未结束，有效的政策合作仍是当务之急。

货币政策态度是大西洋两岸政策分歧的一大重要方面。去年11月，美联储决定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即通过创造新货币购买政府债券），在欧洲引起了一片批评。尽管欧洲央行自去年春天开始便一直在购买政府债券，但买入数量并不大（700亿欧元，而美联储的计划是6 000亿美元），目的也只是为了支持陷入困境的欧元区成员国，因此进行的小心翼翼，唯恐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

财政政策态度则是另一大方面，但这方面的分歧不像货币政策那么明显。12月，欧洲开始转向财政紧缩，但美国国会却决定将小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延长两年——几乎所有人都将此举解读为新一轮经济刺激。诚然，德国的财政紧缩远没有官方语气那么厉害，但总的来说，欧元区和英国已开始明显向紧缩转变，而美国仍不愿意采取相同的举措。

在欧洲，人们经常把欧美分歧的原因归于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所谓的“嚣张特权”：美国握有印制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权力。但这一解释只能部分令人满意。没错，中国囤积着大量的美元储备。但没人强迫它这么干，而且美国巴不得人民币快点升值。新兴市场国家可以投资欧元，只要欧洲可以提供向可以美国国债相媲美的高流动性资产——这里牵涉到最近热议的“欧洲债券”计划。此外，虽然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在市场上被严重地缚住了手脚，但北欧国家绝非如此。

大西洋两岸分歧的另一大原因是双方的政策反映了现状的差异。这显然与劳动力市场和失业率有关：美国企业应对衰退的办法是大幅裁员，而欧洲企业（包括英国在内，只有西班牙是例外）一直在竭尽所能留住员工。

结果，从2007年开始，欧洲生产率便陷入了停滞，而美国却增长了6个百分点。当然，美国的失业率也因此逼近了二战以来的峰值，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高位。美国人丢掉工作后只能领取99周的失业救济，这使得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紧迫性远大于欧洲——欧洲不仅失业率增长缓慢，失业救济也更为慷慨。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美国人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福利来源。

欧美分歧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一原因更为微妙，与信仰有关。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眼中，失去的东西是收复不会来的（或极少能收复回来）。因此，在供给减少的情况下，要央行或财政预算来满足过度刺激的需求是很危险的。而由于税收收入也不可能恢复，供需之差就只能用财政紧缩来解决了。

美国人则正好相反，认为不管在最近的衰退中失去什么，最后都可以重新赢回来。奥巴马政府如是说，美联储也如是说（尽管口风要谨慎得多），并都在据此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欧洲人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因而不太愿意刺激济增长，而美国人依然乐观，愿意试一下所有可行的政策工具。结果，宏观经济政策分歧将继续存在——至少在投资者仍然愿意购买美国公债时是如此。

分歧会造成一系列后果：若无法对衰退达成一致诊断意见，政策合作难以实现；欧洲可以继续保持平衡，但美国外债很可能重新膨胀；若欧元区危机消除，美元将大大贬值。

所有这一切将使G20治理大大复杂化，更有可能蒙蔽了人们的眼睛，看不见最应当解决的问题：如何治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平衡状态正在显著改变的全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