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去年宣布，全球饥饿人口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上涨；而世界银行却在 2008 年宣布，截至到 2005 年时，贫困人口数量有显著的减少。如果贫困的界定主要是以免于饥饿所需的货币收入为标准的话，那么这样的两份报告怎么能做到相互协调呢？

根据世界银行常常被人们引用的“日收入一美元”这条国际贫困线（该标准已在 2008 年被修订为：按 2005 年价格衡量，每天 1.25 美元），目前仍有十四亿人生活在贫困当中，这一数目比 1981 年的十九亿有所下降。然而，由于贫困人数的下降大部分应归功于中国，因此在 2005 年时，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的贫困人口，较之 1981 年时至少增加了一个亿。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贫困与饥饿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据国际机构估算，受 2007 至 2008 年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有超过一亿人跌入贫困线以下； 2008 至 2009 年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又使另外两亿人遭遇到同样的命运；而在未来的数年内，就业市场从全球衰退中走向复苏的缓慢步伐，仍将是减少贫困所面临的一大主要挑战。

与此同时，测算结果的相互矛盾依旧会使人们对于实际的进展产生怀疑。 1995 年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采纳了一种更为广泛的贫困界定标准，其中包括了剥夺、社会排斥以及缺乏参与等内容；若以此为标准，则现状也许甚至将比货币收入贫困线所反映出的问题更为严重。  

在最近数十年中，国际层面以及大部分国家内的不平等问题看起来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全球有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的国家之中；全球最贫困的 40% 人口，其收入只占到世界收入总量的 5% ；而最富裕的 20% 人口则占到了总收入的 75% 。

减少贫困的喜忧参半之结果，为传统模式的功效打上了问号。国家被建议放弃其本国的发展战略，以此有利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与私有化。然而，此类提议并未创造出可持续的快速增长与经济稳定，它们反倒致使国家在巨额财富的力量、国际金融的无常波动以及全球的不稳定性面前，变得更加脆弱；而放松规制更是加重了这些问题的频繁程度与严重性。

人们吸取到的最重要教训便在于：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快速发展与结构性的经济转型。政府应当扮演起发展方面的角色，施行一整套旨在为广泛的产出与就业增长提供支持的政策，同时减少不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公正。

这样一种模式需要辅以适当的工业投资与技术政策，以及旨在为前两者提供支持的诸多金融机构。此外，人们还需要通过互补性的发展政策，对具有潜在生机的新产能加以培育。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最小化政府的坚持、以及对市场的依赖，将会导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急剧下降，而这一情况在农业领域尤为严重。这不但危及长远发展，也会使粮食安全形势恶化。

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倡导者们会引用东亚经济体的快速工业化成功事迹。但这些经济体都没有遵循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路线。相反，政府通过对工业化、更高附加值的农业与服务、以及技术与人力领域的改善加以支持，从而在其中扮演了发展方面的角色。

结构转型应当为完全且富有生产力的就业状况提供推力，并增加体面的工作岗位数量；同时政府应当在政策与财政领域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使其可以占据主动，并提供足量而普遍的社会保障。

在过去三十年中出现的另一个情况则是：受更小政府理念的驱动，社会政策与全面发展战略之间失去了关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被那些受到捐助者青睐的减贫项目所取代，后者包括土地产权登记、小额贷款以及针对“金字塔底层”贫民的市场营销。

此类风潮并未能成功地大规模减少贫困，但这并非否认它们也曾获得过某些积极效果。比如，小额贷款就已为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赋予了能力，同时人们也从此类计划的设计与实施中获得了重要的教训。

与此同时，在改善国民福利方面，较之有针对性并带有附加条件的项目而言，普遍的社会项目所取得的效果要好上许多。不过，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倒是在提升多项人类发展指数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幸的是，贫困问题仍是一种固有的顽疾，每天有超过十亿人饥肠辘辘。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因为粮食价格危机刚刚过去，近期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便又接踵而至；后者据信已使世界在减少贫困方面进一步倒退。同时人们也愈加担心，气候变化将对穷人的生计带来更为有害的威胁。

名为“反思贫困”的联合国两年度《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RWSS 2010 ），在反思贫困测算标准以及减少贫困的努力方面，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法。对于全球的穷人而言，“一如既往”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近几十年来的流行趋势也被证明并无多大改善。若没有平等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真正消除贫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从规制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市场，也已被证明并不能自行带来这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