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当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首脑紧急聚首华盛顿，当前全球危机的严重性就可见一斑。除了呼吁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之外，他们没有做出什么重大决定。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承诺将启动一次对世界金融体系的长期改革。

当然，那些冀望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 II”的人就大失所望了。但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也非一日之功；的确，在1944年的那次会议之前是长达两年半的准备性谈判。这可能是要在这些重量级问题上做出决策的起码前提。而最近的G-20峰会是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前期准备的情况下召开的。

有三项任务有待完成。首先，必须给国际金融体系“垫底”以阻止其崩溃。其次，该体系一旦复苏就需要有新的监管机制。因为如果它还是一成不变，那么就只可能造成新的危机。而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并非易事。在过去的25年以来，世界每五年就要经历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而每次爆发都有各自的原因。

第三项任务是关注实体经济活动，终止衰退，维持增长，最重要的是还要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以降低其对金融的依赖。我们需要支持的是长期投资而不是短期利润，是生产性的工作而不是纸上收益。

第一项任务已在解决之中。然而，虽然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在恢复银行的放贷能力方面不遗余力，但这可能还是不够。毕竟，如果经济要再次增长，银行就需要借款人，而（经济）衰退已经让企业家们缩减了投资。

第二项任务仍是悬而未决。由于无数的禁忌和受到威胁的巨大利益，在如何对金融市场重新监管方面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应对第三项要务的关键问题是准确地了解实体经济的现状。有些国家（冰岛和匈牙利）显然已经破产。有一些则只是面临着严峻的金融形势（丹麦、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金融危机是他们国力衰弱的主要原因。

所有这些问题之所以如此棘手是因为它们都是陈年痼疾。现在越来越明晰的一点是当前的危机发端于1971年2月，尼克松总统决定打破美元与黄金的联系机制之时。在那之前，美国对维持金本位的承诺是全球固定汇率体系的基础。而该体系正是“布雷顿森林”框架的核心。在其执行的那27年中，以非变动定价支持的国际贸易大幅增长成为一种模式，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生。

而自那时起，国际金融体系就变得极不稳定。金本位终结之后的浮动汇率时代需要开发出一些可以保护国际贸易不受价格波动影响的产品。这就为期权、信贷沽售和各种各样金融衍生产品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这些创新被看作技术上的成功。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稳定，但却似乎呈缓慢而持续上扬的趋势。这些金融产品的市场在过去30年里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为短期获利提供巨大机会的程度。这就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强大的投机动力。

此时，在1945-1975年间平稳而成功的资本主义（持续的高增长、较低的失业率并且没有金融危机）被弱化了。通过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套利（或对冲）基金，股东们变得更有组织并掌控了发达国家的公司。在他们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流程被“外包”。

在实际情况下，工资不再提高（的确，在美国平均实际工资已经滞胀了25年）。而比例日增的劳动力（目前占总量的15%）也不能够稳定就业。在各地，工资和收入占GDP的比例也开始下降。其结果是消费疲软、非稳定就业增加而失业率停止下降。

审时度势，发达国家的上中产阶级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求资本收益而不是通过生产性的工作来提升生活水平。这就加剧了不平等，并导致监管不足的金融体系篡夺了整体经济的控制权，并通过致命性地削弱实体经济对外部震荡的反应能力使其变得不稳定。

当今的危机标志着仅由信贷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但是要化解虚假繁荣的金融产业在经济中造成的各种问题需要时间。的确，我们在是否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G-20为我们启动了针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讨论。虽然目前的衰退将会是一次长期的过程，但它会迫使所有的人去探究其发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