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联合国的官员谈论国际体系的改革，就像听英国人谈论天气：它是日常会话的主要内容，但真正的变化却似乎总是可望而不可及。这个星期三，166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将会聚集纽约，举行一次峰会。我们希望这次峰会能将改革进程推进一大步。

在纽约的（驻联合国）大使们正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制定出现行改革提案的细则。但不管他们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我作为一位资深的联合国官员，对于这个组织从我27年前加入以来所发生的变化都有体察。

如果那时我向我的上司们提出联合国有一天会在某些主权国家观察甚至举行选举，实施针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干预性检查，向某个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的制裁，或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并迫使某些政府移交其公民，并在国际法原则下由外国人进行审判，那么我的上司们会认为我不了解联合国的宗旨。

然而，以上这些还只是联合国在过去20年里所实施的行动的一部分。它还管辖过领土，实行过有近8万名士兵参与的、大型、多层次的维和行动，并派遣人权观察员汇报主权政府的行为。简言之，联合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机构。

今天改革的迫切性可以追溯到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国际分歧。在2003年夏天，一场由Pew Organization在20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联合国的威望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都下降了。联合国的声誉在美国受损失因为它没有支持布什政府的战争—在其余19个国家受损则是因为它没能阻止这场战争。我们在这场争论中腹背受敌，并让双方都失望。一些著名且强有力的人物开始就联合国的无所作为发表意见。

就在对联合国的非议到达前所未有的激烈状态时，秘书长科菲•安南把握住了机会。在一次历史性的联大发言中，他说我们可以继续按部就班，而在实际上把联合国引向灾难，或者我们也可以评估1945年以来的国际体系架构并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

由安南提名的一些杰出人物组成了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专门考量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与之平行的，还有一群经济学家在Jeffrey Sachs的带领下，研究如何实现世界的领袖们在2000年的“千年峰会”上做出的发展承诺。三月份，安南将他们的建议整合为一份题为“在更大程度的自由中”的报告。

这一标题来自于《联合国宪章》的导言，其中提到努力“在更大程度的自由中推动社会进步和更佳的生活标准。”通过这句豪言壮语，联合国的建立者们想要说明的是人权、发展和安全是互为依存的。

当然，联合国也经常望着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兴叹。因为即使是在企图超越的情况下，它还是反映了世界政治的现实。不论是在它最辉煌还是最失落的时候，联合国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我们的分歧和融合，我们的希望和理想，及我们的局限和失败。

但政治自由的事业正阔步向前。在我刚进入联合国时，让这个组织在民主和独裁之间选择立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是干预成员国的内政。甚至在人权的问题上也没有普遍的共识，因为一些国家将其看成是西方新帝国主义的工具。
 

相较之下，今天，联合国在全世界推进和强化民主制度和举措方面所作的，比其他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多。仅去年，它就在20多个国家组织或协助选举—通常是在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包括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布隆迪。联合国正设立一个民主基金，以增加对建立民主的援助。我们还提议建立一个“重建和平委员会”来帮助一些国家摆脱战争，建立持久和平。安南也在敦促建立一套更有效和更可信的，捍卫人权的国际机制。

在面对这个时代的新挑战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去过去的挑战，特别是贫穷落后的恐怖。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贫穷、干旱、饥荒和HIV/AIDS交织，受其威胁的人口比受恐怖主义或海啸影响的要多得多。这次峰会必须再次确认“千年发展目标”并再次承诺再2015年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借口让十多亿人忍受苦难的煎熬。

正如圣雄甘地所说：“想要改变世界，你自己就必须成为变革。”联合国也不例外。要想改变世界，我们也必须改变自身。如果联大和安理会的各个成员国以更好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秘书处发布更明确的方针政策—辅以实施它们的灵活性—并明确职责，那么联合国将会成为一个更为有效的工具。

这周的峰会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首脑聚会。如果世界各国的首脑们都勇于负起责任，那么，联合国的重生和再造就指日可待了。随着它的重生，我们也会重新唤起对一个更公正、更安全的世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