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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平衡欧元区

华盛顿—欧元区危机之发酵,首先是作为多发生于南欧外围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券利率数次达到了6—7%的水平,其他国家甚至更高。而欧元区银行有很大一部分资产以欧元区主权债券形式持有,于是主权债务危机演变成了一场潜在银行危机,并因银行的其他损失而恶化,比如西班牙房地产价格的崩盘。因此,解决欧元区危机的关键挑战是降低南欧国家的债务负担。

一国债务负担的挑战反映了其基本预算余额(预算余额减去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规模以及其借贷成本与其GDP增长率之差。当借贷成本与增长率之差过大时,阻止债务增加所要求的预算盈余就会变得太高而不可能达到。事实上,在未来两年中,南欧增长率预期将接近于零甚至为负,从较长时间看也不会超过2—3%。

尽管新闻标题上很少提及,但欧元区危机的一大基本原因——以及如今南欧增长的一大障碍——是外围国家(主要是“南欧”国,以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为首)和“北欧”国(简单起见,可以德国代之)在使用欧元的第一个十年中生产成本的日渐分化。2000—2010年间,四大南欧国家单位劳动成本分别增长了36%、28%、30%和25%,而德国只增长了不到5%,这导致了希腊对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累积差别达到了30%以上,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了20%以上。

单位劳动成本体现了报酬水平和生产率: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抵消工资增长的影响。2000—2010年,生产率表现在南欧和北欧国家间并没有显著变化——事实上,平均年生产率增长在希腊比在德国更快(1%对0.7%)。但南欧劳动成本增速要快得多,这导致了成本增长速度差异,且这一差异不能被贬值修正,因为它们同处一个货币联盟。

只要这一内部分化存在,欧元危机就不能得到完全解决,因为经常项目赤字和/或增长缓慢将继续缠住南欧国家,关于主权债务和商业银行的担心将长久存在。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产率增长——不论是通过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还是生产性投资实现——对南欧经济体来说重要性不亚于抑制工资。事实上,过度的工资通缩可能会对生产率不利。高技能劳动力可能会更快地迁移,而极端紧缩、价格下降和高失业——以及这些因素引起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绝非投资、创新和劳动力流动的利好。

类似地,尽管压低就业是提振生产率的一种办法,但这隐含着高昂的宏观经济成本,如岁入损失和更高的社会支出。也许,更重要的是,经济政策不应该破坏社会信心;经济学家所谓的“动物精神”必须能够反映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出于这些理由,过度紧缩和通缩将会破坏其自身目标,导致旨在改善南欧国家竞争力的“改革”难以实施。正确的办法必须结合合理工资限制和低(但非负)通胀并辅之以旨在刺激生产率增长的微观经济政策措施。

此外,显然,北欧国家可以在加快缩小竞争力差距方面助一臂之力,办法是鼓励更快的工资增长。事实上,西方决策者将注意力集中在说服中国当局允许人民币更快升值上是令人困惑的,因为不论经常项目余额数目还是占GDP的比重,德国均远高于中国。

因此,逆转使用欧元的第一个十年中所出现的单位劳动成本巨大差异不仅要求在南欧实行工资限制和生产率强化改革,还要求北欧提高工资。一项模拟测试表明,如果德国工资年增长率达到4%,而不是过去十年中的1.5%,同时西班牙生产率增长率为2%(现实中两国均为接近0.7%),那么西班牙可以在五年内逆转自2000年以来所累积的对德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只要西班牙工资增长率控制在每年1.7%左右。

这并非不可能的情景。这需要限制西班牙的工资(2000—201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3.4%),同时努力加快生产率增长,但并不需要工资下降或大幅物价通缩:1.7%的年工资增长率以及2%的生产率增长率便能与接近零的通胀率相容。至于德国,若生产率增长率在历史水平0.7%,而工资增长率为4%,则与略高于3%的通胀率相容。

简而言之,欧元区内部调整是可以在南欧不出现严重通缩的情况下实现的,只要那里的生产率增长能够加速,同时北欧能够适当加快工资增长助其一臂之力。由此造成北欧经常项目盈余的减少本身便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如果北欧维持2000—2010年间的低工资增长率,那么内部调整就要求南欧国家出现严重失业和通货紧缩,增加内部调整的困难,甚至导致调整在政治上变得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