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合尔——

希拉里·克林顿刚刚结束的伊斯兰堡之行为东道主带来了一些慰藉，克林顿此行是为了参加她和巴基斯坦外长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今年早些时候在华盛顿共同启动的战略对话的第二次会议。美国承诺为巴基斯坦国内的多个“非常醒目”的项目提供五亿美元资金。这是去年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法案中划拨给巴基斯坦的十五亿美元中的一部分。

在克林顿抵达伊斯兰堡的前一天，民主巴基斯坦之友组织在此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奥巴马曾在去年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主持了该组织的前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长。在伊斯兰堡会议中，民主巴基斯坦之友组织同意为巴基斯坦的能源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并要求巴基斯坦人就其他被认为对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之发展提出建议。

此前数日，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总统在于2008年8月就职后第五次访问了北京，此访是一次国事访问，扎尔达里获得了（中国）在开发核能以及建设一条跨越喀喇昆仑山脉、连接两国的铁路方面给予支持的保证。后者可以促进中国西部通过巴基斯坦港口瓜达尔与海洋相连。

这些承诺与保证突出地显示了伊斯兰堡对外国援助日益加深的依赖。鉴于巴基斯坦的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降至9%以下、在22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位列倒数第一，这种依赖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它们也显示出巴方带有道德风险色彩的经济管理模式的继续存在，这种模式使得该国每当迈向悬崖边缘时，总能获得外国援助。

巴基斯坦如今是亚洲表现最差的经济体。其3%的GDP增长率仅及孟加拉国的一半，是印度的三分之一。此外，尽管此次最新的外资注入很有可能将帮助该国从深度经济危机中脱身，但这也仅仅是历史重演而已。巴基斯坦在获得大量外国援助时会有上佳表现，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阿尤布·汗总统在位期间、上世纪八十年代齐亚·哈克将军治国时期，以及本世纪初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执政时期，情况都是如此。

在这三段军管时期中，巴基斯坦都能迅速与美国结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美国试图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散，因此希望巴基斯坦站在自己这一边；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希望巴基斯坦助其迫使苏联撤出阿富汗；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希望巴基斯坦出手相助，终结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

如今，美国第一次向（巴基斯坦的）民主政府提供大笔援助。这种关系是否能帮助巴基斯坦从过去半个世纪内所搭乘的经济过山车中脱身呢？

为了确保其经济表现不再为能否获得外国援助所左右，巴基斯坦必须进行一些根本性的结构调整。如果此类经济改革是由代议制政府所执行，那么它们将更有可能被维持下去。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权力再度落入军方统治者手中，人们便无法保证这些正确的政策能得到一以贯之的执行。

目前正在与巴基斯坦进行接触的外国政府应当鼓励巴方领导人在至少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取得进步：与印度的贸易以及两国间更好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

巴基斯坦在六十多年前取得独立时，其贸易在GDP中所占比重要比现在大，这部分是由于该国与印度的贸易。由于两国间众多贸易战之首仗打响的缘故，这种局面在1949年戛然而止。

在1949年之前，印度吸收了巴基斯坦约60%的出口，提供了其70%的进口。如今，印度在巴基斯坦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

这种局面与基于贸易伙伴规模及距离的所谓贸易引力模型的预测结果大相径庭。根据这一模型，中国和印度（而非美国）才应当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样，巴基斯坦便不应将大量精力倾注于改善其对美国纺织品市场的打入上（而该国目前便采取这一政策）。事实上，考虑到来自诸如孟加拉国和缅甸这类低工资经济体的竞争，巴基斯坦应当完全放弃对纺织品的关注，转而用大得多的精力发展本国的知识产业。

捐助国与巴基斯坦对话的另一重点领域在于国家治理——这不仅是指减少和控制腐败，而也应使决策更贴近民众。长期强调指挥与控制的军事统治使得巴基斯坦的决策过程高度集中化。该国需要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各省手中。

如今，民主政府通过修改巴基斯坦宪法，已经在这一方面迈出了一步。巴基斯坦的“友邦”也应对此努力加以鼓励，要求该国各省在外国与扎尔达里政府的对话过程中获得发言权便是一种可能的方法。

外国捐助者必须坚持巴基斯坦对其经济加以改革，以此避免由对援助的持续依赖所导致的道德风险。不过，若是民主制度能在该国各处普遍兴起，上述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便将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