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国国内爆发了群情激愤的反日抗议，原因颇多。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迟迟不愿为二战时候它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道歉，当然应该谴责。但是中国媒体却通过刊登煽动群众怒火的反日本的文章，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民族主义是中国媒体近年来一个颇为突出的特点。对美国、日本和台湾进行尖锐批评的报道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在版面上的位置也越来越突出。很多人都看到了政府在此次事件背后的操纵之手，把讨论重点放在了官方影响的风险性上，而忽略了市场压力如何将中国媒体推往这个方向。

1978年中国开放经济之前，所有的报纸和杂志是“党报”和“党的杂志”。媒体老板是由政府指定和控制的。记者和编辑事实上是政府官员。

不用说，所有的营运成本是由共产党和国家负担，并且没人在意是否盈利。主要考虑的不是吸引读者、听众和观众，而是避免政治错误。

对报纸和杂志来说，发行量是由政府保证的，这促使人们开始“学习党报”并迫使工作单位购买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也享受同样的固定受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三十年内，没有任何媒体刊登过甚至一则商业广告。

当邓小平的改革来临，尤其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发出了允许经济高速市场化的信号时，中国媒体的改革开始翻天覆地。

尽管1978年的时候中国仅有186份报纸、少数杂志和几个广播电台，如今却大约有2,200份报纸，9,000份杂志，1,000个电台和420个电视台，外加一个正在迅速庞大的有线电视网。大部分这些媒体不再从政府那里接受所有的经济支持，并且必须依赖于广告收入来生存和扩大。

读者最关注什么话题？一个是政府腐败。当中国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变得更为尖锐时，普通民众也变得越加愤怒。在这些环境下，很多站在中国媒体商业角度上的人把对犯罪和政府腐败的批评性报道看作争取更大市场份额和收益的有力武器。

由于这些对中国领导层不利的故事极为敏感，因此这些广受欢迎的报道通常被禁止，编辑因此被撤职，刊登或播报它们的媒体通常受到处罚。有时候，甚至被关闭。

由于不能批评国家领导人或详细客观地报道国内事务，权宜之下，中国媒体通常把批评矛头指向国外。从政治上来说，这是安全的，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批评外面的世界，尤其是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就是表扬中国政府。

这样做也有利可图。尽管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人民也开始变得更为自信，但是中国在西方力量和日本维持“难民文化”之前的那段衰弱的历史让大部分中国人对任何外国挑战十分敏感。出版主张强硬外交政策、反外国的文章总是能引发密云不雨的民族敏感情绪，并很容易地将其演变为大爆发，其结果就是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

我的一段亲身经历能够说明市场、以及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政府审查是如何影响这一类的编辑决定。

几年前，我认识的一家北京周报的几个编辑为哪一篇文章应该放在头版而僵持不下。他们得在一片批评台湾的小文章和一篇有关国内问题的大幅报道中做出选择，后者可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由于主编无法使他的员工达成一致，他决定向报纸的发行人征求意见。发行人高中也未毕业，但是他对读者的口味了如指掌。“当然批评台湾，”他说。于是主编履行了他的命令。

尽管有时候迎合读者、观众和听众颇为刻毒的民族主义情绪能保证成功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就像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但这也可能会使他们受到误导。媒体也许能够盈利，但是正如最近的反日抗议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市场利益驱动下的过度侵略主义会有伤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国际地位。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骑虎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