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历史通常是根据军事英雄写成的，但是众多可能的人类领袖包含了从匈奴可汗到特丽莎修女这样的人。绝大多数平凡的领袖不为人所知。战争中的英雄领导角色导致对命令和控制以及强势军事力量的过分强调。在今天的美国，总统选举辩论是在曾是战争英雄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曾是社团组织者的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之间进行。

        在现代，战斗领袖的形象仍然得以保留。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指出，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前人一样残酷而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的战斗阶层”，这个阶层包括俄罗斯黑手党，拉丁美洲毒枭以及像古希腊人在特洛伊屠城中那样美化暴力的恐怖分子。卡普兰认为现代的领袖们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对这些人进行回应，现代领导人要求具有源自过去的异教道德精神。

        但是，聪明的战士知道怎样用仅仅使用武力之外的东西进行领导。士兵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的工作描述很简单：“杀人和破坏东西”。但是，像美国在伊拉克发现的那样，感情和头脑也很重要，聪明的战士需要强迫的硬力量，也需要吸引人的软力量。

       事实上，在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第一届任期内对战士式的领导形象的过分简单化，导致了美国在世界地位上的重大挫折。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不是很男性化的现代阿基里斯才是最好的战斗领袖。

        在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和许多其他地方的独裁统治者，仍然用老式的方法进行统治。他们把恐惧和腐败结合起来，来维持由“大人物”和他们的同伙进行的盗贼统治。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用这种方式进行统治。

        一些理论家试图用“头号雄性领导理论”来进行解释。例如，精神病学家阿诺德·M·路德维格（Arnold M. Ludwig）认为像雄性猴子、猩猩或者猿一旦取得头号雄性地位之后就会自动开始对其所在的团体承担更多的责任那样，人类中的统治者也是这样的。

        但是，对领导人这样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的价值是有限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领导人基因，对同卵和异卵男性双胞胎的研究发现，在履行正式的领导角色中，他们的差异中只有三分之一 可以用遗传因素进行解释。虽然这显示了天生的特征影响人们扮演某一角色的能力，但是也显示习得行为对结果有较大的影响。

       即使是这样，传统的认为领导人是英雄战士的观念的一个结果是，它支持了领导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成的，并且天生的因素比后天的培养更重要的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寻找领导人的特征在领导研究领域一直占主导地位，并且直到今天，在通俗演讲中仍然很常见。

         一个高大英俊的人进入一个房间，引起人们的注意，并“看起来像个领导”。各种研究显示，高大的男人更受欢迎，而且公司的CEO比一般人要高。但是，一些在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例如拿破仑、斯大林和邓小平都只有5英尺多一点点高。

        以特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领导研究中还没有消失，但是它被进行了扩充并赋予更多的弹性。领导人的特征被认为是一致的性格模式，而不是遗传特性。这个定义结合了天生的因素和后天的培养，并意味着“领导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学习得来，而不仅仅是靠遗传获得的。

       我们讨论领导人比其他人精力更充沛，更敢于冒险，更乐观，更善于说服人以及更能移情。但是，这些特征一部分受到领导人的基因组成的影响，一部分受到习得和发展这些特征的环境的影响。

       最近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试验证明了天生的因素和后天的培养之间的互动。一群雇主被要求雇用被按照相貌排序的工人。如果雇主只看了简历，容貌对雇用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当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电话面试的时候，即使他们在没有被雇主看见的情况下，容貌较好的人也表现更佳。基于遗传的良好相貌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强化，可能已经在他们的声音模式中植入一个 通过电话可以投射的自信的语调。在这种时候，天生的因素和后天的培养完全交织在一起。

         遗传学和生物学在人类的领导人中起作用，但是它们不是以传统的英雄战士的领导方法显示的方式来起决定作用。“大人物”式的领导人在建立在依靠个人和家族荣誉以及忠诚的种族文化网络上的社会中是起作用的。但是这样的社会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需要应对现在复杂的建立在信息上的世界。在现代社会，诸如宪法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制度约束限制了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活动。

         依靠英雄人物的社会在发展公民社会以及对领导现代网络世界必需的广阔社会资本上是 很缓慢的。现代领导力较少的关于你是谁或你是怎样出生的，而更多的是关于你学到了什么以及作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你做了什么。虽然天生的因素和后天的培养相互交织，但是在现代社会，后天的培养比英雄范例认为的重要得多。

        现代信息社会需要我们超越对领导人的“大人物”的看法。看看这些经典的老套在今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破灭，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