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伊萨卡——在自然科学家中间有时会听到一则杜撰的故事，讲的是剑桥大学同事在举杯祝贺1897年J. J.汤姆生发现电子时说：“为电子干杯：预祝它永远不会对任何人有用！”据说纯数学家也经常对自己的职业开同样的玩笑。

为什么人们会把庆祝知识无用看作一种诙谐的态度？几年前，我在参与一档广播节目时曾亲眼目睹一位宇宙学家抱有同样的态度：当主持人说他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用处”时，他很快回答说，“是这样，我感到非常骄傲。”

这些玩笑似乎有赖于同样一种假设：所有人都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应该有某种用处。因此不管是实验物理学、数学或宇宙学，吹嘘自己的知识无用显得非常好笑。

但如果不是同时有另外一种假设公认科学知识的价值不依赖于任何实际用途的话，这样的玩笑恐怕也站不住脚。毕竟，如果某家致力于赈济饥荒的慈善机构庆贺自己效率低下，将不会有人因此感到好笑。那种情况下实际价值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慈善机构存在的唯一真正理由。

因此，就算潜在的实用性是政府投入巨资进行科研的原因所在，人们对科学的实际期待却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看，科学还有理解自然世界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更高目标。

爱因斯坦用来吸引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或许是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但他为世人所铭记还是因为有关宇宙自然的深邃理念。更近的科学权威，比如卡尔·萨根和斯蒂芬•霍金，也有着与爱因斯坦相似的公众形象。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也就是自然哲学，它追求对世界更深刻的理解，而不关心这些知识能否付诸应用。

这样的玩笑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对显而易见矛盾的不安和局促。此时此地，这种不安来源于人们对于自然哲学和功用性这两个侧面究竟哪一面能代表科学真正属性的疑惑。科学难道真是为了理解世界，而实用性不过是一条偶然的岔路？还是科学的真正含义是让自然世界为人类所用，而自然哲学则不过是一种语言，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技术能够发挥作用？

“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这两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出现在19世纪，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也因此实现了统一。纯科学就像这个名称所表现的那样，被人们理解为“核心问题”，它没有被有关实际的考量所沾染，以来自自然的正确的经验和理论调查为根基。应用科学则是把纯科学提供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但这种直截了当的描述并不能表现出实际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如果应用科学仅限于把纯科学的成果付诸应用，那么制造企业就没有必要设立“研究与发展部”，化工或电子企业也没有必要设立科研实验室。科学的实用成就将完全取决于从纯科学家桌上漏下的碎屑。

实际上，科学的两个侧面关系更加紧密——与其说是它们是不同的侧面还不如说是彻底混合在一起的两种成份更妥当。十七世纪早期英国哲人兼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求真和致用其实是一回事。”换句话讲，只有有能力将信仰转化为人类所期望的实际结果才能保障与世界相关的信仰的真实。

在培根看来，我们心目中的科学的实用性不过是硬币的另外一面而已。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写道“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而只要我们从广义的角度理解“致用”，培根或许会说“致用即求真，求真即致用”。

但我们也不能盲从培根。像培根一样，我们因致用能增加科学的可信度而看重致用——科学因致用而真实。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允许将科学等同于实际应用，因为这样就破坏了科学和科学家们的思想地位，从而妨碍科学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因此科学仍必须保持其自然哲学的本来面目。

有时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自然哲学，有时又认为科学即应用。但实际上科学同时兼具两者的特性，既非“纯粹”又非“应用”。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再开这样的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