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 — 在国际社会终结伊朗秘密开发核武器的努力失败后，今天的问题已不再是西方能否阻止伊朗军火核武器化，而是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否会先垮台。不幸的是，如果它不垮台，那么阻止伊朗的唯一方式就是战争 — 而战争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打算。

看待对伊朗实施的制裁能否够迫使其放弃核计划之时，巴基斯坦值得援引。1965年，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高调宣布，如果印度这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实现核武器化，巴基斯坦将“吃草，甚至挨饿”来开发自己的核炸弹。今天，巴基斯坦，一个濒临解体、近乎失败的国家，拥有比印度更多的核弹头。

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不会轻易放弃其核野心，它认为以色列、“大撒旦”美国以及周边阿拉伯世界组成的邪恶联盟憎恶其霸权野心，它必须与它们顽强抗争以谋求生机。

法国和苏联革命告诉我们，输出革命即是保护革命的一种方式。伊朗试图这样做，但是失败了。伊朗在本地区最亲密的盟友 — 叙利亚复兴党政权注定的衰落给伊朗徒增焦虑，使其认为发展核武器对于它的生存似乎越来越有必要。

为了核野心，伊朗领导人可能已准备好人民“吃草，甚至挨饿”。但人们希望，伊朗饱受剥削的中产阶级不会向这种屈辱低头。多年来，伊朗的社会动乱日益突显，而且早在西方严肃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之前就已存在。事实上，突尼斯和埃及人民起义的灵感来源于伊朗“绿色运动”，该运动始于2009年选举后的一次大规模抗议，遭到政府残酷镇压。

对伊朗的制裁无疑对它打击重大。但现实是，普通伊朗人遭受的经济困难主要反映出该政权经济管理不力；伊朗偶尔煽动战争言论，对于以色列和美国发动战争的普遍恐惧，已经挣脱束缚。

确实，现在伊朗经济被一种对战争的恐慌牢牢禁锢。当国家货币几周内贬值50%，那么经济崩溃就在眼前。由于通货膨胀失控，商人们发现里亚尔甚至无法用于国内交易。此外，物价飞涨，中小型公寓的价格已经使饱受失业打击的中产阶级望而却步。

伊朗经济落后，其中1/3受控于“革命卫队”，根本无法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这也是推翻伊朗国王统治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因为60%的伊朗人出生于1979年后。此外，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拙劣的经济政策已使伊朗过分依赖粮食进口。

然而，无论制裁的效果有多严重，它们也不会使伊朗政权放弃核计划。人们最希望的是，通过唤醒民众抗议，这些制裁能够增加伊朗政权更替的机会，从而引发伊朗的“阿拉伯之春”。

但这可能是一厢情愿。即使爆发社会动乱，镇压可能接踵而至。

但如果以色列或者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起攻击，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或者就像以色列摩萨德情机构前首脑梅厄·达甘说的那样是“最愚蠢的想法”。如此，人们希望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战争言论和操纵大屠杀记忆的卑劣行径仅仅是他转移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关注的一种手段。到目前为止，他未采取任何行动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不过，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情景 — 外交手段，经济制裁或者促进政权更替的努力统统失效。要是这样，人们就不应该低估以色列的大屠杀情节了。1976年致使将以色列发起战争的不是对埃及侵犯意图的全面评估，而是对第二场大屠杀的恐惧。

攻击伊朗可能会恰恰产生内塔尼亚胡力求避免的效果。战后全球外交可能比以往更加强劲地促进中东核武器自由区的建立，因而考虑解处理以色列核能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些正是内塔尼亚胡一直以来努力逃避的问题。

但如果最后选择了战争，处理战后问题时国际社会平息这个全球最反常的地区的努力再次失败，那么中东地区将分裂为一片难以驾驭的混乱，远比伊朗制造原子弹的威胁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