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既悲观又热情洋溢地预言他所看到的逐渐演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将会证明无力形成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机制。马克思指出，财富的增长只会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高举双臂寻找工作的人将会变得越来越多，而他们举起的手臂却会变得越来越瘦弱。这种不公正会引发反抗和革命，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更好的、更公正的、更繁荣也更平均主义的制度。

自那以后，主流经济学家依靠耐心地解释为什么马克思的说法是错误的作为他们的谋生之道。是的，工业革命一开始不平衡的冲击过去是、现在也是与迅速上升的不平等相关联的，因为它向掠夺性和开拓精神敞开了机会的大门，而由重要的稀有技能所操控的市场价格也上升到了极高的水平。

但是这或者被认为是暂时性的。技术上停滞的农耕社会注定是特别不平等的：上层阶级通过武力和欺诈把农民的生活水平压制到只能赖以维生的水平，而把盈余的部分以他们所控制的土地的租金形式夺走了。支付给贵族地主的高昂租金提升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从而使他们有了压迫农民和扩大盈利的资源，因为，不管怎样，他们无法使土地的面积获得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辩解说，与之相比，技术上不断进步的工业社会肯定是不同的。首先，控制高价格从而制造财富的主要资源并不是像土地那样是固定不变的，而不可变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技能、企业主的能量和经验以及机器和建筑都是可以增加的。因此，稀有资源的高价格带来的不是零或负和的政治转移游戏，而是培训更多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指导更多的企业主和管理者以及投资更多的机器和建筑的正和经济游戏。

其次，民主政治平衡了市场。政府进行教育和投资，提高供应并且减少技术工人所获得的奖金，降低物资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它还通过向富人征税和将利润重新分配给财富较少的人群来提供社会保险。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工业化会带来的不平等的急剧上升，随之带来社会民主水平的下降。

但是，在过去一代时间里，对“库兹涅茨曲线”的信赖消退了。社会民主政府不断面临着财富的重新分配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指责，并且无法使选民们相信为高等教育的另一次大扩张注入资金是有必要的。

在私人供应这一面，更高的投资收益并没有带来对人的更大投资。美国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现在可能能获得100%的工资，但是这一代白种、土生土长的美国男子的教育水平并不比他们的上一代高。而给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顶峰的那些人越来越高的报酬并没有带来足够的企业市场竞争以消蚀这种顶峰。

其结果是造成了我们中间信赖市场力量和社会民主政府能够证明马克思关于长期的收入分配并且要去寻找新的和不同的经济管理工具是的说法错误的那些人士气的丢失。

现存的社会体制听上去越来越像是尖锐的批评。让我们来听听《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沃尔夫的观点。他最近严厉批评世界上的大银行是一个“在把盈利归为私有而把损失社会化方面拥有特别才能的行业……[并且]当政府官员……在他们陷入（应得的）麻烦时没能及时拯救他们而自以为是地感到愤怒……由庞大的金融市场所制造的利益冲突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难控制。”

沃尔夫随后指出他“担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它为业内人士所制造的高报酬融合在一起将破坏更为重要的事物，即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法性……”

在沃尔夫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这些银行家在完成他们的工作后在十年内分期获得他们的报酬。这样，利益共享者和投资者可以正确地判断他们提出的建议和进行的投资从长期看是否真的那么出色，而不仅仅是反映了一时的热情。

但是沃尔夫的解决方案并不足够，因为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复杂的财务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市场竞争没能带来替代的提供者以及降低对我们目前的富商一代为他们的工作所要求获得的财富的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