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拉合尔——巴基斯坦正在同时进行着三大转型。而这些转型如何展开不仅事关巴基斯坦人自身，还将影响到穆斯林世界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令大中东地区的许多政府都发生了更替的情况下。

大多数穆斯林国家都曾长期处于独裁者的统治之下，这些人要么直接崛起于军界，要么背后拥有强大的军队支持。从前的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都是如此，当然，巴基斯坦也毫不例外。

阿拉伯之春使这种管制风格的虚假合法性丧失殆尽。但在巴基斯坦，军队统治的去合法化其实在3年前就启动了，而这种变革的力量来源也与阿拉伯之春大同小异——那些不愿屈服于专制且成功动员起来的新中产阶级。

数十年前，美国政治科学家萨缪尔森·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弱政府管制下的经济繁荣并不一定会导致政治稳定。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发展可能——而且经常会——导致政治动荡。

这一推论在1990年代的土耳其以及2000年代初的巴基斯坦都成为了现实，并随后在阿拉伯世界应验了。事实上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就是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青年不断上升的预期——也随之推动了阿拉伯之春。而这类上升预期在所有大型穆斯林国家都随处可见。

正如亨廷顿所说，当青年人见证了经济增长之后，他们开始要求参与到与生活各方面相关的决策之后，而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但由军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系统排斥这类参与，因此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政治的去军队化成为所有大型军管穆斯林国家——从印尼到地中海沿岸——的群众呼声。即便是伊朗这个革命卫队控制全国经济总量1/3的国家也受到了影响——2009年的总统选举在德黑兰以其各大城市引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但去军事化意味着将权力和政治决策从军队更多地转移到选举产生的议会手中。在新书《为何国家会失败》中，经济学家达隆·艾瑟莫戈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认为选举——即便是自由和公平的——并不一定能使社会从一个“抽取性”系统转型成为一个“包容性”系统。事实上，如果政治系统的支配者们除了周期性选举之外并未受到其他限制的话，那么抽取国家财富来为精英服务的情况在民主社会中也会发生。

这也是为何要设计体制性机制来制衡精英阶层行为的原因。其实对这类机制的探索也在当今的巴基斯坦也已经开展了。

在巴基斯坦，一个失信的军队在舆论压力下被剥夺了权力，并为民选代表创造了政治空间。他们获得了控制权（即便不是通过军队），却不懂得如何明智地行使它。于是随着这些代表的财富与日俱增，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低收入群体甚至更加贫困。因此在巴基斯坦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就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结果巴基斯坦的司法界，媒体和许多公民社会组织如今不仅致力于限制军队，还要制止新政治体制中的掠夺行为。

而在将巴基斯坦从去军事化转型到一个可以对掌权人物实施有效制衡的承诺方面，自信程度日渐增加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审理了三大案件。第一个案件就是要求总理吉拉尼的政府重开一个瑞士法庭指控总统扎尔达里洗钱以及挪用公共基金的审判进程。该进程在扎尔达里当选总统后就在巴基斯坦政府的要求下停止了。

第二个案件则是最高法院要求巴基斯坦军方情报机构交代数百名（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失踪人员的下落，这些人都是在该机构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或者捣毁俾路支省分裂势力时失踪的。

第三个案件则重新揭示了一位政治家在几十年前对巴基斯坦“三驾马车”——总统，总理以及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控诉。原告声称有巨额资金被输送到三人心仪的候选人身上以帮助其进行1990年的议会大选，当时谢里夫的政党以极大优势击败了贝布托的人民党。

最后，巴基斯坦还在进行一个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区域政府的转型。2010年生效的宪法第18次修改案是为了这一目的，但具体的实施却被那些倾向于中央高度集权的党派拖延了。

如果巴基斯坦的政治系统转型成功的话，它将成为其他穆斯林国家实现从抽取性向包容性管治系统转型的楷模。土耳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而如果巴基斯坦也能向前推进的话，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去军事化也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