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领导的世界上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1914年一个星期天下午的一声枪响而告终结。普林茨用两颗瞄准的并不准确的子弹刺死了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夫妇。随后数年里全欧洲尸横遍野，整个二十年代都是风雨飘摇，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台，最终导致在二次大战期间死亡无以计数的数百万人口。

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是否也在终结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一定会以重复上世纪的大屠杀而告结束，而是以带来经济停滞并让数十亿计的人口限于赤贫的经济萎缩而告终结。

全球化的刺客候选人已经被提出了好几个。但是一个被人忽略、但却是可能的渴求者一直潜伏在世界经济当中，那就是不断增长的限制人口自由流通的、“隔离”富国的趋势。如今，我们不断地看到这一趋势的威胁，但是，我们对此不以为然乃至于我们会习以为常，而不是予以解决。

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商品、技术、观念而且也是人员的自由流动。任何限制于前三个或者前四个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都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只要人们无法流动，就难以制止政府限制商品或者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毕竟，如果人口过剩、高失业率的国家无法出口人口，为什么不设置高关税壁垒来保护他们拥有的就业岗位呢？

但是，那些被锁死在社会中的失业者又当如何呢？反恐战争告诉我们，危险来自于经常随之而来的社会挫折。

但是，“隔离”富国继续迅速发展。美国计划修建一个名副其实的“墨西哥长城”，来阻止穷人进入得克萨斯或者加利福尼亚。同样，每年如果不是数以千计也是数以百计的非洲人死于前往欧洲城堡的路上。

限制国家间人员流动的努力暴露了全球化的软肋，那就是不同国家中等收入之间不断加深的差异。穷国的增长不仅没有超过富国（这是我们从经济学原理所预期的），情况恰恰相反。

1980年至2002年之间，富国（也就是“老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人年均收入增长几乎2％，与之相比，42个最不发达国家只有0.1％。事实上，拉美国家的平均收入只比1980年的水平高一点点。

这种巨大差异促发了移民。现在人们要比以前更为了解不同国家的情况，而且，如果跨过边境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可以翻几番，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大多数充满争议的边界分隔了两边人们之间收入差异最大的经济体。一共有四个全球性的热点：美国和墨西哥、西班牙和摩洛哥、希腊（和意大利）和南巴尔干以及印尼和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之间的边界。收入差距从后者的超过七比一，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的4.5比1，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4.3比1一直到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四比一。

收入差异并非总是如此悬殊。1980年的时候，美国的平均收入只是墨西哥的三倍多一点，新加坡和印尼是5.3比1，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是3.5比1。即使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差异当时是3比1，也要比现在低。所以，所有这些邻国间的差异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都大幅增长。

因此，大多数非法移民和人口走私发生在这些地方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六甲海峡海岛猖獗，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的水稻上快艇出没，而绝望的人口货物从非洲和拉美铤而走险。

如果今天的全球化继续扩大收入差距，那么，移民浪潮将增加。所以，富国将会作出条件反射，修建更高的壁垒来阻止人潮。

全球化令世界最富有国家致富。如果想要让它继续，各国政府就必须找到更为均衡地增加收入的途径。不然，当今“隔离”富国将会增加反对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以及因恐怖主义而加剧的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富国重新分配全球收入不应当被视为慈善的举动，而是一种开明的维护自我利益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