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2019年头等重要的公共卫生举措就是要为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补充资金。这三种目前每年导致大约250万人死亡的疾病到2030年才可以被完全遏制，将死亡人数降至几乎为零。而作为实现这一成就的主要工具，全球基金（全称为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B and Malaria，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每年需要筹集100亿美元才能完成任务。
由科菲·安南（Kofi Annan）于2001年建立的这一基金已经挽救了2700万人的生命，并一直在控制上述三种流行病以期在2030年将其切实消灭。尽管这三种疾病都无法根除，但所有死亡病例和新感染都可以被遏止，因为在过去25年中诊断，预防和治疗手段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且成本也大幅降低。
在艾滋病方面，针对艾滋病病毒的治疗不仅可以使受感染个体保持健康，还可以减少病毒数量以降低患者感染其他病毒的概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疗就是预防”：只要有足够高比例的HIV阳性个体得到治疗，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结束病毒的传播。
同样，诊断方面的进步（简单的针刺血液测试），预防（经过长效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以及其他工具）和治疗（低成本的青蒿素组合药物）使得几乎所有疟疾死亡病例都能被消灭（从21世纪初达到峰值以来已经下降了约60％）。而近期感染和死亡病例的上升则是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世界再次在这场斗争中陷入了投资不足的窘境。
而结核病的挑战之处仍在于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并对多重耐药性结核病予以特别关注。自2000年以来结核病死亡率已经下降了约42％。在有效监测和治疗都实现充分覆盖的情况下，余下的死亡病例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
这些干预措施相对较低的成本及其巨大收益意味着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应相应优先考虑将其列入卫生计划和国家预算。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美国，由于联邦政府的疏忽，只有约一半的HIV阳性者正在接受治疗。
而低收入和许多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国家预算却还不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计算表明，这些国家缺乏相关手段去确保实施全民健康覆盖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要求的其他基本服务。
这也是最初创建全球基金的两个原因之一：改善较贫穷国家控制流行病的能力。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全球三大流行病进行全球科学和严谨的管理。由于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全球基金一方面产生和传播对抗这三种疾病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严格监督其资助项目的实施情况。
基金在21世纪初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美国得到了两党强力支持，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跨党派支持。小布什总统是全球基金在世界领导人中最强力的支持者，而比尔·盖茨则是金额位居前列的捐助者。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基金预算趋于稳定，而在资金需求和供应之间也出现了缺口。
这一差距需要在2019年10月补上，届时全球基金将在由法国政府主办的里昂会议上为2020~22年间的运作补充资本。在上一轮资本补充中，基金将三年期融资需求总额设定为约为980亿美元，其中有约300亿美元需要通过各国国内预算和其他来源来提供。然而捐助者们未能填补300亿美元（每年约100亿美元）的缺口，最终也只拿出了130亿美元。而缺乏足够资金意味着上述三种疾病都得以继续进行不必要的杀戮和传播。
这一次我们必须弥补整个缺口。全球基金将很快发布自身的融资需求评估，但数字不太可能发生太大变化：三年内约为300亿美元，即每年100亿美元。
这是为了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而付出的微小代价。那么每年100亿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高收入国家的12亿人来说，这意味着每人每年拿出8美元。对于五角大楼来说，这意味着大约五天的支出。而对于全球2208位亿万富翁来说，这意味着其净资产总额的0.1％（约合9.1万亿美元）。
因为我们可以拿出一个基本提案：全球基金应该承诺在未来三年筹集300亿美元。300亿美元中有一半可能来自各捐助国。美国应该继续保持两党支持的传统。而曾经是全球基金受益者的中国如今应该成为捐助者。另一半的资金则来自那些世界上最为富有且近年来财富飙升的富翁们。盖茨已经树立了标杆，并且在他和沃伦·巴菲特共同推出的捐赠承诺下，数百名超级富豪可以轻松承诺在2020~22年间每年拿出50亿美元。
在一个因冲突和贪婪而分裂的世界中，全球基金与三种流行病的斗争是一个关于开明自利的事件。它还提醒人们：当我们携手拯救生命时，其实是可以取得很大成就的。
发自纽约——2019年头等重要的公共卫生举措就是要为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补充资金。这三种目前每年导致大约250万人死亡的疾病到2030年才可以被完全遏制，将死亡人数降至几乎为零。而作为实现这一成就的主要工具，全球基金（全称为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B and Malaria，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每年需要筹集100亿美元才能完成任务。
由科菲·安南（Kofi Annan）于2001年建立的这一基金已经挽救了2700万人的生命，并一直在控制上述三种流行病以期在2030年将其切实消灭。尽管这三种疾病都无法根除，但所有死亡病例和新感染都可以被遏止，因为在过去25年中诊断，预防和治疗手段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且成本也大幅降低。
在艾滋病方面，针对艾滋病病毒的治疗不仅可以使受感染个体保持健康，还可以减少病毒数量以降低患者感染其他病毒的概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疗就是预防”：只要有足够高比例的HIV阳性个体得到治疗，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结束病毒的传播。
同样，诊断方面的进步（简单的针刺血液测试），预防（经过长效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以及其他工具）和治疗（低成本的青蒿素组合药物）使得几乎所有疟疾死亡病例都能被消灭（从21世纪初达到峰值以来已经下降了约60％）。而近期感染和死亡病例的上升则是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世界再次在这场斗争中陷入了投资不足的窘境。
而结核病的挑战之处仍在于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并对多重耐药性结核病予以特别关注。自2000年以来结核病死亡率已经下降了约42％。在有效监测和治疗都实现充分覆盖的情况下，余下的死亡病例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
这些干预措施相对较低的成本及其巨大收益意味着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应相应优先考虑将其列入卫生计划和国家预算。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美国，由于联邦政府的疏忽，只有约一半的HIV阳性者正在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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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收入和许多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国家预算却还不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计算表明，这些国家缺乏相关手段去确保实施全民健康覆盖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要求的其他基本服务。
这也是最初创建全球基金的两个原因之一：改善较贫穷国家控制流行病的能力。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全球三大流行病进行全球科学和严谨的管理。由于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全球基金一方面产生和传播对抗这三种疾病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严格监督其资助项目的实施情况。
基金在21世纪初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美国得到了两党强力支持，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跨党派支持。小布什总统是全球基金在世界领导人中最强力的支持者，而比尔·盖茨则是金额位居前列的捐助者。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基金预算趋于稳定，而在资金需求和供应之间也出现了缺口。
这一差距需要在2019年10月补上，届时全球基金将在由法国政府主办的里昂会议上为2020~22年间的运作补充资本。在上一轮资本补充中，基金将三年期融资需求总额设定为约为980亿美元，其中有约300亿美元需要通过各国国内预算和其他来源来提供。然而捐助者们未能填补300亿美元（每年约100亿美元）的缺口，最终也只拿出了130亿美元。而缺乏足够资金意味着上述三种疾病都得以继续进行不必要的杀戮和传播。
这一次我们必须弥补整个缺口。全球基金将很快发布自身的融资需求评估，但数字不太可能发生太大变化：三年内约为300亿美元，即每年100亿美元。
这是为了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而付出的微小代价。那么每年100亿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高收入国家的12亿人来说，这意味着每人每年拿出8美元。对于五角大楼来说，这意味着大约五天的支出。而对于全球2208位亿万富翁来说，这意味着其净资产总额的0.1％（约合9.1万亿美元）。
因为我们可以拿出一个基本提案：全球基金应该承诺在未来三年筹集300亿美元。300亿美元中有一半可能来自各捐助国。美国应该继续保持两党支持的传统。而曾经是全球基金受益者的中国如今应该成为捐助者。另一半的资金则来自那些世界上最为富有且近年来财富飙升的富翁们。盖茨已经树立了标杆，并且在他和沃伦·巴菲特共同推出的捐赠承诺下，数百名超级富豪可以轻松承诺在2020~22年间每年拿出50亿美元。
在一个因冲突和贪婪而分裂的世界中，全球基金与三种流行病的斗争是一个关于开明自利的事件。它还提醒人们：当我们携手拯救生命时，其实是可以取得很大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