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次，当我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所住的饭店去接他时，接待员问我是不是他的司机。一阵犹豫后，我点头说是。在我那天众多的身份中，司机的身份显然最符合她的看法。

这种多重身份的感觉正是Sen本人在他的著作《身份和暴力》顽皮地宣扬的：“同一个人可以是，比如说，一个英国公民，出生于马来西亚，有着中国人的种族特征，一个股票经纪人，一个非素食主义者，一个气喘病患者，一个通晓几种语言的人，一个参加健身运动的人，一个诗人，一个反对堕胎者，一个占星学家，以及一个相信是上帝创造了达尔文以便测试轻信者的人。

只有少得可怜的一些内省展示了我们在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上的困难，这个问题源于我们在区别我们众多的身份和理解它们的架构时所面临的复杂性。我是谁，以及为什么我要接受人们把我以及我的身份的丰富性降格到只有其中的一个方面呢？

然而这种降格的背后是当今盛行的一种观念，即多元文化。根据这种观念，我们的某种身份必然盖过所有其他身份，作为把社会分化成各不相同的团体的首要标准。

今天，我们经常被告知人们只有两种融入社会的方式：“英国”模式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法国”模式，基于接受共和政体的价值观以及最主要的平等的观念。

根据通常的观点，英国的社会模式是基于不同群体的共存，每一个群体都遵循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尊重这个国家的法律——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群体的联盟。但是这种共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了，因为英国的法律授予了来自所有英联邦国家的移民某种特别的东西：即在英国选举中、甚至是在国家层面的选举中投票的权利。

公民根据经验知道民主并不仅仅存在于全体公民都拥有的选举权上，同时还要求向所有人都平等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英国，巨大的移民团体与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共享着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在与大众利益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国家层面的——进行辩论。因为这种方式所赋予的就是根本性的平等，所以英国的体系在让不同身份的人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方面比其他国家的体系做得更好。

不过，今天，英国政府自身似乎正在忘记英国模式的基本条件，他们试图取悦于特殊群体获得公共认知的需求而在官方层面推动像由国家补贴教派学校这样的事情。在Sen看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它让人们在孩子需要扩展他们的知识层面的关键时候把他们的某一种身份——宗教上的或是文化上的——凌驾于所有其他身份之上。通过接受这类学校所代表的隔离主义的观念，英国人现在在说的是：“这是你的身份，你不能再有其他身份了。”这种观念代表的是社群主义，而不是多元文化。

在过去几年里，“法国模式”同样也受到了误解，这是源于对它的基础的模糊认识。而它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真正包容，这就意味着可以平等获得公共服务、进入社会福利体系和大专院校以及获得就业等机会。共和主义给每一个人——不管他或她是什么身份——同等的权利，以获得全体的平等。它不否认个体不同的身份，并且给予每一个人在个人范围内表达其自身观点的权利。

法国人至少争论了十年的对于社群主义的向往来自人们把在真正的平等上的失败转换为某种积极的东西的希望，因为它为各个群体存在很大差异的空间提供了一种缺席融合——一种文明所带来的禁闭，Sen会这样说。

但是你不能为失败套上成功的外衣。只要农村地区还是在社会和经济上无法享受权利的，那么社群主义就只能掩盖对平等原则的颠覆。社会群体因而也只能根据它们“民族”或“种族”的差异来衡量。

因为“法国模式”的社会条件一直以来被忽视了，现在这种模式与它的核心原则——即平等产生了鲜明的对立。要逆转这种趋势，法国的共和主义必须像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一样站起来驳斥它自己以便实现它自己。法国人必须认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核心原则，但同时也是一个很脆弱的原则；它需要依靠对于如何实现平等更严格的认识才能实现。

这种认识应该付出与人们的不利条件相称的共和努力来使他们摆脱他们的原始条件所带来的负担。在公共领域真正的平等——这因为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而各不相同——意味着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价值观最低水平的接受。Sen指出在这里被接受的应该被认为是国家身份。但是这种身份必须是开放的。这是一种因为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而拥有的身份，并且应该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身份，不管我们不同的身份之间有多大的差异。

伟大的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原名Józef Teodor Konrad Korzeniowski，父母都是波兰人，出生于俄罗斯人统治下的乌克兰。他说语言是现实最大的敌人。对“国家身份”的呼唤绝对不能转变成一种集体的烟幕，在其背后包容变成了一种与现在从其失败中浮现出来的社群主义共存的脱离现实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