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巴黎——就在我这篇专栏落笔之前恰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周年纪念日。1990年10月3日，一个震惊世人的决议正式生效的日子，此之前的8月23日，东德人民议院投票决定，单方面将东德各州并入西德。更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当时的西德《基本法》第23条允许这一行为，但西德政府和议会却还蒙在鼓里！

双方随后于1990年8月31日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各项统一条款，并在20天后获得各自议会机构的通过。就在通过的同一天，东西德和美苏英法四占领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和平条约，而德国也在10月3日正式宣布统一。

这些事件与其中三位参与者一道震惊了世界，也永远改变了这个世界。第一位参与者是戈尔巴乔夫，是他批准开放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边界，并引发了最终实现统一的一系列事件。也正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军队不会干涉风雨飘摇的东德政府尊从其人民的意愿——这堪称是一项对东德至关重要的声明。

第二号人物则是时任西德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当时他不顾西方盟友的警告冲向柏林墙的缺口，而第三个重要的人物则是冒着危险涌向街头的东德人民，正是他们的示威推动了统一的进程。

这些事件对德国及其盟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英法三国都认为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如果当时新德国不确认其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话（德国随后确认了），那么国际安全将危如累卵。在那几个月间，各国都担心俄罗斯会将德国退出北约作为同意其统一的先决条件。

当美国还在对自己的担忧遮遮掩掩之时，英法两国则坐立不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了一系列忧心忡忡的公众声明，而法国总统密特朗则罔顾其外交部长的反对和法国人民对两德统一的极大热情，认为很有必要临时出访东柏林，并希望延缓统一进程并试图让各方许下某些国际承诺。他的努力最终鸡飞蛋打，至今仍被柏林人耻笑不已。

面对这些力量强大但喜欢突然行事的德国人，密特朗这次“出使”的动机其实是想判定究竟可以（或应该）采取何种预防措施来应对他们的未来动向。而对他这一想法的反馈最终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得到了体现，条约中包含了欧盟对各国外交和司法事务的管辖权，并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超国家行为。

但英国和丹麦坚持这些新管辖权只能通过政府间合作，而不是交给欧盟委员会这么一个机构来行使，换句话说欧盟委员会不能擅自决定，只有在各国形成共识后才能行事。对此法国没有投票，结果英国和丹麦的提议自动通过。欧盟只能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行使外交权力。一个政治统一的欧洲最终在无限可能中流产。

德国对此非常沮丧，特别是它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依赖法国这个最重要的欧洲盟友了。对德国自身来说，不能实现一个政治上整合的联邦制欧洲不但打击了统一派政治势力，还削弱了二战那代人脑中所留存的道德合法性。新生的德国及其战后一代都盼望着能恢复一个重新统一（虽然略显孤立）的德国身份定义，一个足以影响欧洲和全世界的符号。谁知最终新德国还是缩回了其旧有势力范围——西欧。

德国的领导人对这些变化也不甚满意。在1994年9月，执政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两位议员发表了一份对欧洲的政治声明，对欧洲的未来，尤其是大欧洲联邦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令人抓狂的沉默，以至于德国的大欧洲雄心当即陷入了孤立和沮丧之中。

事实上，曾任德国外长和绿党领导人的约施卡·费舍尔曾在2000年5月就欧洲整合问题发表了长篇论述，并将欧洲联邦制的问题摆在了各欧盟成员国面前，不过无人响应罢了。而作为众人焦点的法国继续沉默是金，使德国感到自己已经被伙伴所抛弃了。

在英国的外交手腕操弄之下，某种消磨德国理想的进程被不断推进，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完全整合欧洲外交和防务的愿望在随后于阿姆斯特丹、尼斯，废弃的欧盟宪法，以及里斯本制定的各项条约中犹如弃儿，处处不讨好。

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二战一代逐渐被后辈所取代。在今日的德国，没有人拥有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一锤定音的权力，政府官员也没有经历过二战，欧洲计划不再被认为是实现欧洲集体未来的必要条件。新领导只是将欧洲视为一个贸易共同体。与此同时，德国外交正积极重建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而且不仅仅止步于西欧。

欧洲远景的失落所造成的影响在2008年秋次贷危机和雷曼倒闭的过程中展露无遗，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开始的反应极为民族主义，而且是彻底反欧洲的。德国不接受任何应对危机的欧洲共同方案，也不要求建立共同基金，只动用自有资金来保护本国的存款人。只不过随后情况急转直下，才迫使德国在随后的G20会议中回归到欧盟的框架之下。

两德统一已经过去了20年，德国也已经晋身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之一。许多人也希望德国能在观点和行为上与欧盟靠得更近。但须知当年政治大一统欧洲的理念最终破灭之时，德国可不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