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埃及和加利福尼亚正朝着两个相反的政治方向前行。一直以来过度缺乏民主的埃及正朝着提高民主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过度享有民主的加利福尼亚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二者应该要到达一个共同的中点，即一个能带来善治政府的民主——我指的是“政府”，而不是意义模糊的“统治”。

数十年来，“政府”一直被妖魔化。罗纳德·里根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政府不是问题的解药，而是问题本身。”但是这种思想并非里根所创，而是数十年自由放任理论和信仰改变的结果，他只是这种时代思潮最为雄辩的代言人。

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规划项目激增之后，美国重要的意见领袖和政策制定者的开始相信职能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里根巧妙地描述了这个设想。他引述了公元前6世纪中国哲学家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干预过多会弄巧成拙。”

这种观点引出了两个危险的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税收本质上是邪恶的，因此减税是任何公共问题的唯一答案。在加州，选民倡议减少了多项税收，这显示了过度民主带来的危害性后果。

事实上，这种直接的民主形式曾使加州变得无法统治。例如，对敏感问题进行的直接投票规定必须让犯人在监狱服刑，而与此同时，投票结果却规定减少税收和监狱的拨款。1978年，第13号提案规定限额收取加州的财产税——公立学校拨款的主要来源。由此，学校的收入大为减少。在1974～1979年间，加州在公立高中的人均支出从50个美国州中的第9位跌至第44位，加州的学生成绩排名也快速下降。

第二个危险的推论是市场是最好的调控者。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过去25年世界首要的金融管理者。他似乎毫不相信监管者，认为监管是没有必要的。在《金融时报》2008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根据我的经验，银行职员对借贷风险和他们订约方的运作远比银行监管者清楚。”同样，当被问及他是否该监管衍生品市场时，他回答道，“这种衍生品交易是行家之间的交易。”

在内心深处，格林斯潘肯定相信，他是在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提供公共福利。然而斯密强调，私人利益团体总是追求自私的利益：

“扩大市场和减少竞争一直是商人的利益所在……对于由这一阶层提出的任何新商业法律法规，立法者总要十分警惕地听取，在实施长期的谨慎审查前——要用极度怀疑的态度进行一丝不苟的审查——切不可采纳这些提案。商人阶层的利益从未与公共利益相一致，欺骗甚至是压迫大众一般能为他们带来利益，因此他们在许多情况中曾欺骗和压迫大众。”

当然，埃及的问题与加州的问题截然不同。尽管穆巴拉克政府在近几年来推行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失业率和贫困率依然居高不下。由于存在毫无生气的庞大政府机构和王朝般政治继承的可能性，完全失去希望的埃及人成千上万地涌入街头抗议。但是，随着独裁者被赶下台，埃及人也必须要重新定义政府。

开罗和加州的人民都应该借鉴东亚。尽管东亚各国政府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但它们推动了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改善了国民的生活。在东亚，没有哪个地方把“政府”妖魔化。

尽管东亚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但是没有一个人被里根“政府是问题本身”的信念所引诱。东亚数千年的文化信念构成了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部分答案，那么任何公共福利都无法实现。例如，孔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公共服务的质量逐步下降，而中国的公共服务却大幅改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在加强自身统治的同时，并没有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活力。中国肯定掌握了一些善治原则。

当然，埃及人和美国人永远都不会允许共产党执政。但是他们都必须找到正确的善治原则来解决双方截然不同的公共政策挑战。抛弃政府本质上是邪恶的这一里根式意识形态是解决问题的必要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最需要的商品是善治的政府，一个最善于改善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生活的政府。不幸的是，世界上的善治政府数量有限，部分原因是全球没有就善治政府的构成原则达成共识——这不利于从开罗到加州以及其他地方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