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人们为自由世界及其价值观在冷战中的胜利而弹冠相庆。当共产主义帝国崩溃之时，有些人甚至宣称自由和民主的胜利预示着“历史的终结”。

但是，历史从不退出舞台；它最多有了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幕间休息，而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攻击则宣告历史新的一幕。而如今，情节模糊不清。愉快地生活在自由秩序下的人们不仅没有因此而喜悦，反而不得不努力抗争来维护它的完整和强大。

自9/11以来，越来越多的自由被以维护自由的名义受到限制。实行新的签证限制以及其他旅行限制，政府收集更多的个人隐私信息以及摄像镜头遍布各处。这些良性的措施打扰人们的隐私，让我们想起了乔治·奥维尔的<<大哥>>以及约翰·米勒的<<论自由>>。

人身保护令、不得侵犯人身等古老的权利受到新的立法的限制，例如，延长拘押时限而不经指控等。英国并非是唯一发生这种情况的国家。如今，即使是言论自由，这一自由秩序中的基本权利也受到了压力。

某些限制是过去的遗产，可以理解。但是，必须予以重新审视。在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大卫·欧文由于否认发生过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在最近被捕。但是在监狱图书馆里，欧文发现了他自己写的、让他入狱的两本书！在柏林，尽管很多人担忧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会遭到亵渎，但是，这一纪念馆的美国设计师彼得·爱森曼对他的设计会被如何评论以及动作并不以为然。

更为最近的事件触发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在荷兰，电影制片人凡高遇害所引发的社会震惊触及深处，使得有人要求立法取缔仇恨性言论。在英国，有关煽动宗教仇恨和恐怖主义的立法建议引起了议会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辩论，同时，令人对布莱尔政府奉行自由主义感到怀疑。

这种限制言论自由的要求能够是合法合理的吗？首要、也是符合原则的回答是：不。自由的敌人可能会滥用自由，但是就言论而言，限制言论自由所带来的风险肯定更为巨大。

而且，容忍言论自由的利益要大于滥用言论自由的害处。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表明，由于揭示少数权贵对贫穷大众的巧取豪夺，言论自由甚至可以减轻类似饥荒那样的自然灾害。正如监督组织透明国际提醒我们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揭露腐败就可以防止腐败。这些实际功效超出于允许“观念集市”的自由化效应，而非国家机关来评判人们所表达的观点。

这一规则难道没有例外吗？人们所想到的经典的例子是有人在拥挤的剧院大喊：“着火了”。在随之而来的恐慌中，人们可能受伤甚至死亡。现在，我们担心煽动，也就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挑起暴力。我不知道有多少伊斯兰领导人在清真寺布道谋杀和重伤，并且帮助从教友中招募自杀爆炸者。但是，即使这仅仅是一小撮，他们仍然提出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

这一问题必须予以小心回答。自由社会想要繁荣，言论自由的界限就应该加宽而不是缩小。在我看来，与要求屠杀所有或者任何犹太人的要求相反，否定屠杀犹太人并不应当立法取缔。同样地，与公开鼓励参加自杀式敢死队相反，不应当禁止在清真寺中攻击西方社会，无论这种攻击有多么恶毒。

那么，对于仅仅是颂扬谋杀他人而死亡的“烈士们”又当如何呢？隐含和明显的煽动之间的界限是不容易划定的，但是，这一界限应当更宽而不是更窄。

言论自由极为珍贵，人类的尊严和完整也是如此。它们都要求积极和警觉的公民能够对付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要求国家予以镇压。直接煽动暴力应当被视为是不能接受的滥用言论自由；但是，大卫·欧文以及仇恨布道者让人不悦的地方大部分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应当用辩论来拒绝他们的叫嚷，而非使用警察和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