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萨斯州大学城——将战争和个人罪恶混为一谈如果不是现代国际政治中人们的共同选择，也无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战争被冠之以反对专制暴君及其治下非法政府的名号。尤其对于那些必须直接对民意变化做出反应的当选领导人来讲，这样的花言巧语降低了发动和支持战争的难度，也让他们更容易为发动战争找到借口。在当今这个被媒体所左右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在任何社会中都同样有效。

难怪政治领导人一直力图将国际冲突个人化。这样的陈词滥调还加大了避免和结束战争的难度，有人认为还使战争更加具有破坏性。

将罪恶归咎于个人的花言巧语在美国的例子中很容易观察到，但这却绝不是美国所独有的现象。中国领导人将台海关系的紧张状况归咎于台湾，将西藏问题归咎于达赖喇嘛。同样，世界各地的抗议者将乔治·W·布什比作希特勒，而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毛拉则程式化地将美国总统称之为人间撒旦，并在同时重申对于美国人民的根本的喜爱。

近代美国领袖们发现如果没有这些粉饰之辞的颂扬和支持作为铺垫，部署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中尤以1917年的例子最为著名。伍德罗·威尔逊要求对德国宣战时说，“我们与德国人民无怨无仇。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同情和友谊。德国政府卷入这场战争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只有德皇及其罪恶的党羽需要为此负责。

1990年，乔治·H·W·布什又搬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与伊拉克人民无怨无仇。”他的儿子在2003年也说过同样的话，并补充说“他们是萨达姆·侯赛因压迫的牺牲者。”乔治·W·布什早先还曾说过美国人民“与阿富汗人民无怨无仇”，我们所针对的只有基地组织及其塔利班支持者。他甚至将这写进了2008年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讲话，称“我们对伊朗人民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与你们无怨无仇…我们对伊朗领导人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停止你们的铀浓缩活动，这样才能开始谈判。”

伍德罗·威尔逊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在任期间，都曾不止一次地借用过与国外敌人“无怨无仇”这句话。通常在这样的声明发表几天、有时甚至是几小时后，美国就会投下第一枚炸弹。比尔·克林顿在轰炸塞尔维亚之前就曾承诺“无论我怎样强调美国与塞尔维亚人民无怨无仇都不过分。”巴拉克·奥巴马在竞选时曾经承诺“我们与伊朗人民无怨无仇。伊朗人民清楚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鲁莽、不负责任，不关心他们的日常需求。”

总统们这样说话自有其理由。他们知道本国人民自视为全世界人民的熔炉，他们宁愿与独裁者交战而不愿侵犯国外的兄弟和同胞。实际上，威尔逊最初的提法是人口和政治困境所造成的结果。1917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来自德国及其盟国。威尔逊无法像英法领导人常作的那样要求他的人民去“杀死德国佬”，因为威尔逊的太多战士至少从种族渊源上划分本身就来自德国。相反，他巧妙地将美国士兵从手足相残的杀人魔鬼变成了他们古老祖国的解放者。

只有当外国敌人与美国人想象有出入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才能对该国全体民众发动战争。这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在敦促美国人不让世界“落入 希特勒 和 墨索里尼 主宰”的同时，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对 日本 发动战争。”欧洲的战争是要解放被专制暴君压迫的民众，而太平洋战争则是一场种族战争。

像这样适应政治需要的语言自有其战略问题。首先，一旦你将冲突的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比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金正日，那么就很难看到在专制暴君不垮台的情况下解决国际争端的希望。想象一下如果从未爆发过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那么布什在称萨达姆·侯赛因为当代的希特勒之后，该怎样在2005或2006年与萨达姆赌博。

更麻烦的是将冲突的原因与某个人划等号，这常常会掩盖国际冲突更潜在也更系统的性质。我们再想象一下，如果不久前那段历史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萨达姆·侯赛因实际上接受了布什政府11小时的逃亡建议而不是选择接受战争。或者如果在战争爆发初期杀死萨达姆的最初努力取得了成功。

如果伊拉克真像布什所认为的那样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侯赛因的逃离将会使这些武器落入谁的手中？将战争与某一个独裁者等同起来的做法因此会给决策者带来战略方面的限制。而且矛盾的是，这样做还会增加平民的伤亡人数。对准外国独裁者或其安全设施的炸弹几乎肯定会杀死远离权力走廊的民众。他们的死亡更容易为外界所容忍，也更容易找到借口，只要飞行员和士兵，还有在家观看电视转播的公众认为这种暴力至少针对的是邪恶的化身。

这样的巧言令色显然非常有效。它在世界各国都具有普遍性。但它也掩盖了战争的真正理由，让世界各国民众找到不将暴力和冲突视作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将其视为神圣的解放、自由和消灭暴政目标的借口。除非政治领袖拒绝以罪恶的花言巧语为由发动战争，否则战争本身不太可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