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欧元危机还没有显示出停止迹象。2011年本应是欧洲领导人最终掌控大局之年，但欧元区的问题反而更加恶化了。希腊危机演变成南欧危机，继而又发展成泛欧洲危机。事实上，到年底的时候，银行和政府一开始为货币联盟的崩溃做准备了。

所有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这反映出欧洲领导人在中止一对恶性循环方面的无能。

恶性循环之一是公债-银行-公债。对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的担忧导致借贷成本飙升、债券价格暴跌。但是，最关键的是，债务危机破坏了人们对手握大量可以债券的欧洲银行的信心。无法借到钱，银行自然也无法发放贷款。经济随之疲软，因此财政整合前景也变得更加虚弱。这造成债券价格进一步下跌，给欧洲银行造成更多的伤害。

如今，欧洲央行通过向银行提供有保障的三年流动性（以范围很广的资产作为抵押）停止了这一恶性循环。银行获得了能够得到融资的保证，因此重新获得了发放贷款的信心。

怀疑派观察者指出，欧洲央行的真实意图是鼓励银行购买危机国债券。但这只能进一步恶化银行的信用组合，而与此同时，监管者正在现金办法改善它们。欧洲央行向银行提供不限量流动性的决定并不能解决政府债务问题，这也不是它的目的。但这至少能够防止债务问题造成银行问题，再进一步恶化债务问题，如此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

欧洲的第二大恶性循环是财政整合-增长疲软-财政整合。加税削减了仍属必须的公共支出；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这些需求削减措施也削弱了经济增长，造成预算削减目标无法达到。于是，为了完成财政整合目标，就不得不削减更多的支出，而这又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导致预算表现进一步恶化。

问题到达某种程度时，衰退和失业将导致政治反应。愤怒的选民将驱逐持紧缩态度的政府。而继任者类型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你无法肯定投资者会感到有保障或增长能得到积极影响。

中断第二大恶性循环需要提振增长，而在当前环境下，提振增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外部环境相当不利。美国经济增长形势依然严峻，而新兴市场似乎也面临着减速。

那么，欧洲决策者将怎么做呢？重启增长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解决供给问题，也要解决需求问题。

先看供给问题。关于欧洲经济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是就业创造的引擎。但中小企业需要信贷支持才能获得增长、雇用工人。这凸显了欧洲央行当前为银行体系重建流动性的举措的重要性。

另一个供给端措施必须由政府实施。比如，意大利议会已经同意取消商店开张时间限制，作为零售部门自由化措施的第一步。但出租车司机和药店成功地抵制住了开放时间限制以使服务更灵活更有效的要求。如何安抚这些利益集团是重启经济增长的重大障碍，因为全面改革要比外围改革更加有效。

协调这些相关利益者需要补偿损失者。在这方面，欧洲的社会模式将是财富，而不是负担。改革的损失者可以获得慷慨但只是暂时的失业救济。他们可以去政府出资、产业组织的培训计划学习。承诺帮助损失者的欧洲国家政府也可以因此保住政治支持度，可以继续沿着改革的方向走下去。

类似地，只要对出租车服务的需求旺盛，出租车司机也会支持改革，因为这样能使他们的收入升高。因此，需求端措施仍然需要，而这也需要欧洲央行出手。

光削减利率是不够的。推高资产价格、压制欧元汇率要求欧洲央行从二级市场中购买债券——不光是危机国债券，而是所有欧元区成员国债券。换句话说，这需要欧洲央行采取量化宽松。

没有什么是万无一失的。但欧洲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三分三的话，欧洲仍然可以摆脱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