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尤其是因俄罗斯供气损失导致天然气短缺所引发的能源危机正导致欧洲陷入衰退，并引发社会紧张和分配冲突。欧洲各国政府正急切寻求缓解这种局面的方法，但他们只有密切合作才能取得成功。跨境能源市场必须保持开放， 欧盟应充分利用其市场力量购买第三国天然气。但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国家危机管理策略，欧洲的应对之策可能会演变为一场自取灭亡的补贴竞争。
能源价格的急速上涨同时减少了产出和消费，家庭通过缩减其他开支来应对上涨的成本。有些人已经在动用储蓄，但也有些人因为害怕以后会有需求而不想动用储备。当然，还有人根本没有储备。
因为不仅影响到取暖费用，还影响到工业和电力生产，因此，油价上涨是此次危机的核心。当电力需求旺盛时，可再生能源、煤炭及核能都不够用。因为最贵的在用电厂决定了电价，天然气价格上涨同时推动电价大幅上涨——两者均在2021年1月和2022年9月之间增长了大约 10倍。
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反应。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用。第1种是直接干预能源市场并通过减税或发放补贴使得电力、燃气和油价更加便宜。西班牙对其电力系统所购天然气进行补贴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种方法是避免价格干预，而将重点放在对低收入家庭或受影响严重企业的一次性转移支付上。乍看上去，第1种方法似乎更有效率——对那些想要让人感觉他们在直接解决问题的政客而言，就显然很有吸引力。但这种做法有两个缺点。
首先，较低的气价、电价或油价有利于那些消费最多能源的人，这往往意味着收入更高、房子更大、汽车也更大的家庭。上述群体不仅可以在不接受帮助的情况下承受价格上涨；而且还会通过支付政府需要征收来偿还所欠额外债务的税收而最终承担这项补贴。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补贴或减税将通过削弱减少能源使用的动机来对需求构成支撑。但由于能源扣除物价因素后已经变得稀缺，上述需求增长将遭遇恒定的供应，而价格将不得不上涨直到供需再次匹配。因此，相当一部分补贴或减税将不会流向消费者，而是流向能源供应企业。
这种错配在天然气市场尤其成问题，如果在国家层面设计和实施补贴政策就更是如此。毕竟，由于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已经满负荷运转，欧洲的天然气供应缺乏灵活性。如果一个成员国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天然气价格而其他国家什么也不做，那么全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将略微上涨，但显然会有更多天然气流入支付补贴的国家，从而剥夺欧洲其他国家的天然气供应。
此外，如果所有国家均如此行事，他们会发现自己陷入到一场让所有人都处境更糟的补贴竞争中。如果今年冬天欧洲可供使用的天然气无法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因为根本没有更多天然气供应），那么补贴金额将完全用于价格的提升。效果就好像政府将资金直接从资产负债表转移到天然气生产企业作为送给它们的礼物。最终，消费者不会得到任何救济。
将补贴范围仅限于贫困家庭和受严重影响企业的政策可以通过帮助实际需要帮助的人，从而避免上述两个问题。不幸的是，由于能源价格飙涨的冲击，国家政府正面临直接干预以降低价格的越来越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上述国家一级的政策讨论绝大多数对更大范围的影响并未考虑。
更糟的是，补贴所产生的跨境效果将干扰其他迫切需要的措施。例如，稳定天然气和电力市场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重启退役的燃煤和燃油发电厂，同时延长核电厂的寿命。这可以减少电力生产所需的天然气量，从而不仅造福就个别案例采取行动的国家，而是造福整个欧洲。
有效的能源危机管理需要欧洲采取统一行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考虑其自身利益，那么欧洲的情况只会更糟——而且莫名其妙。
慕尼黑——尤其是因俄罗斯供气损失导致天然气短缺所引发的能源危机正导致欧洲陷入衰退，并引发社会紧张和分配冲突。欧洲各国政府正急切寻求缓解这种局面的方法，但他们只有密切合作才能取得成功。跨境能源市场必须保持开放， 欧盟应充分利用其市场力量购买第三国天然气。但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国家危机管理策略，欧洲的应对之策可能会演变为一场自取灭亡的补贴竞争。
能源价格的急速上涨同时减少了产出和消费，家庭通过缩减其他开支来应对上涨的成本。有些人已经在动用储蓄，但也有些人因为害怕以后会有需求而不想动用储备。当然，还有人根本没有储备。
因为不仅影响到取暖费用，还影响到工业和电力生产，因此，油价上涨是此次危机的核心。当电力需求旺盛时，可再生能源、煤炭及核能都不够用。因为最贵的在用电厂决定了电价，天然气价格上涨同时推动电价大幅上涨——两者均在2021年1月和2022年9月之间增长了大约 10倍。
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反应。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用。第1种是直接干预能源市场并通过减税或发放补贴使得电力、燃气和油价更加便宜。西班牙对其电力系统所购天然气进行补贴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种方法是避免价格干预，而将重点放在对低收入家庭或受影响严重企业的一次性转移支付上。乍看上去，第1种方法似乎更有效率——对那些想要让人感觉他们在直接解决问题的政客而言，就显然很有吸引力。但这种做法有两个缺点。
首先，较低的气价、电价或油价有利于那些消费最多能源的人，这往往意味着收入更高、房子更大、汽车也更大的家庭。上述群体不仅可以在不接受帮助的情况下承受价格上涨；而且还会通过支付政府需要征收来偿还所欠额外债务的税收而最终承担这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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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补贴或减税将通过削弱减少能源使用的动机来对需求构成支撑。但由于能源扣除物价因素后已经变得稀缺，上述需求增长将遭遇恒定的供应，而价格将不得不上涨直到供需再次匹配。因此，相当一部分补贴或减税将不会流向消费者，而是流向能源供应企业。
这种错配在天然气市场尤其成问题，如果在国家层面设计和实施补贴政策就更是如此。毕竟，由于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已经满负荷运转，欧洲的天然气供应缺乏灵活性。如果一个成员国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天然气价格而其他国家什么也不做，那么全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将略微上涨，但显然会有更多天然气流入支付补贴的国家，从而剥夺欧洲其他国家的天然气供应。
此外，如果所有国家均如此行事，他们会发现自己陷入到一场让所有人都处境更糟的补贴竞争中。如果今年冬天欧洲可供使用的天然气无法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因为根本没有更多天然气供应），那么补贴金额将完全用于价格的提升。效果就好像政府将资金直接从资产负债表转移到天然气生产企业作为送给它们的礼物。最终，消费者不会得到任何救济。
将补贴范围仅限于贫困家庭和受严重影响企业的政策可以通过帮助实际需要帮助的人，从而避免上述两个问题。不幸的是，由于能源价格飙涨的冲击，国家政府正面临直接干预以降低价格的越来越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上述国家一级的政策讨论绝大多数对更大范围的影响并未考虑。
更糟的是，补贴所产生的跨境效果将干扰其他迫切需要的措施。例如，稳定天然气和电力市场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重启退役的燃煤和燃油发电厂，同时延长核电厂的寿命。这可以减少电力生产所需的天然气量，从而不仅造福就个别案例采取行动的国家，而是造福整个欧洲。
有效的能源危机管理需要欧洲采取统一行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考虑其自身利益，那么欧洲的情况只会更糟——而且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