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

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选在匹兹堡市举办，真是恰如其分：一个发达工业化国家旧时的工业中心，为那些已被允许制定强化金融体系之议程的发达国家提供会场。除去幸灾乐祸之情外，新兴市场国家并未带来更多的谈判议题。

美国正在强调标准更高的资本充足性管制；而欧洲人则在推动有关金融领域追偿行为的改革。尽管这两种提议都具备优点，但在它们是否足以令我们这个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得到稳定这一问题上，最多也只能算作悬而未决。

而就新兴市场国家能为此议程增加何种内容这一问题，说得好听一些，其答案是：尚不清楚。它们对其将如何改革金融体系所言甚少，这些国家可以辩称这并非它们的问题：过去两年中的这场危机集中发生于发达经济体中，这些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才需要得到修补。

不过在匹兹堡制定的议程将不单塑造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体系，也将塑造全球金融体系，其结果是喜是忧尚难判断。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确立任何规则都难免会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无论人们是否乐意，这种局面都将继续维持下去。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已经就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变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这一问题，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建议，这些提议可能会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奏效；但这些国家尚未就当前情况下，将如何对金融体系和政策加以改革一事发表观点。

第一要务应当事关国际银行。直到今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同领导的国际机制一直在推动各国，促使它们允许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如果业已目睹了外国银行行为中所存在之深刻问题的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坚持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应归属本国的话，也将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种囊括一切的政策将是错误的选择。与外国银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立即开溜的担心正好相反，在目前的危机中，这些银行为它们设立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子公司继续提供了力度非同寻常的支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跨境借贷在拥有大量外国银行存在的国家内下降的幅度，低于其在外资未能控制银行主要所有权的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降幅。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便是资金较少的国内银行在危机中更有可能缩减放贷数量。

一些人会说，波罗的海国家和东南欧国家可谓幸运，因为进军其市场的是负责任的瑞典和奥地利银行，而非其富含有毒资产的美英同行。不过这一评论也指出了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一种界定在一国银行被允许进入之前必须满足哪些条件的机制。

这些银行的母国必须为金融杠杆设定上限，并限定出可被接受的流动性与融资行为，同时还要建立一种负责办理庞杂的金融机构业务终结程序的处理制度。除非母国有这些措施，否则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可以对该国银行的准入请求说不。

优先事项中的第二点在于，应当界定出严格的新兴市场标准，以在外国银行被准许进入之后对其加以规制。尽管有着其他的优点，但外国银行的存在总是与货币错配联系在一起。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外国银行向那些收入以本国货币进行结算的公司和家庭提供以欧元和瑞士法郎计数的企业、家庭和汽车贷款，这种做法在本国货币贬值时，便会加剧企业和家庭所受之金融苦难。而对其银行资产和负债正是以母国货币进行计算这一点心知肚明的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等国的管理者们，则故意忽略了这一问题。

上文所暗含之意便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鼓励外国银行进入之时，也应同时对此类银行的本地贷款行为加以严格的规制。而且，因为这种严格的规制措施若是只由某国单独采取的话，那么外国银行可能会因此避免进入该国市场，所以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携手组建联合阵线。

最后一点在于，新兴市场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在构建债券市场方面的努力，不过这种努力应该以本国作为基础。一个国家的债券市场却是发达，其所受的危机负面影响便越小，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型公司在银行之外，还可以继续从其他金融源头获得资金。

将这些市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虽然已是令其得到发展的主导战略，但却有利有弊。韩国，这个外国投资在证券市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亚洲国家，也体会到了最为剧烈的价格和汇率下跌，因为这些以对冲基金为主的投资者被迫进行去杠杆化操作，将资金抽逃回母国。

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其中，确是一条推动本国债券市场发展的捷径；但近期的经验表明，欲速则不达。将外国参与程度限定在审慎水平上的规制措施，应成为新的国际机制的一部分。

二十国集团的下一任主席国将是韩国，新兴市场国家应当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向韩国申请发言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