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人醒来时将会迎来一个选举后的新土耳其。现在很难预料结果。

土耳其的政治充满变数，只有外国人才会感觉惊讶。如今，让大多数土耳其以外的人感到惊讶的是，不是土耳其男子、而是土耳其的妇女处于政治辩论的中心。确实，在这些选举中，来自各个政党的妇女候选人数量明显增加，而整体的女性政治活动也是如此。

举行这一选举的原因是由于目前当政的正义和发展党指定外交部长居尔为其总统候选人之时，该国的世俗势力大为不快。居尔本人不是问题；问题是他的妻子。如果居尔被选举为总统，那么，土耳其将会产生第一个佩戴头巾的第一夫人。

居尔妻子的头巾被解释成为即将来到的黑暗改变的象征。世俗派的精英们认为，如果第一夫人佩戴头巾，那么，整个世俗体制就将遭到破坏。

随后发生的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包括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人们纷纷议论军队可能接管政权，而军队再一次证明是具有生命力的政治角色。

在所有这些中，土耳其的妇女处在前沿。特别是，土耳其西方化、现代化而又世俗的妇女看起来决心表明她们反对存在“另一种”土耳其妇女。

性别问题在土耳其民族国家中一直非常重要。现代土耳其奠基人凯末尔的基马尔主义由于不仅转变了公共领域，而且也转变了私人领域，也就是母亲、妻子、姐妹以及女儿的领域，因此在所有的穆斯林改革运动中独树一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凯末尔统治时期，所谓“土耳其新妇女”成为了现代和世俗政权的象征。

法国人所称的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的区别对于土耳其而言要超过语言上的微妙不同。在法国巩固了世俗共和国之后不久，土耳其也采纳了基马尔体制。宗教象征和引述大多数被从公共领域清除，而宗教被认为是一个私人的事情。许多第一次访问美国的土耳其人被它的宗教影响所困惑不解。看到宗教象征以及语录出现在公共建筑和钱币上以及法庭里确实令人惊讶。

但是在土耳其，头巾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象征。共和国建国八十年来，佩戴头巾的妇女的问题是她们不属于理想的现代土耳其妇女的形象。

乍一看，土耳其妇女之间存在有巨大的心理、文化以及政治鸿沟。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鸿沟就变得虚幻。在日常生活中，这两种土耳其妇女要比想象的更为交汇融合在一起。姐妹中的一个人戴着头巾而另一个不戴，或者母亲戴着头巾而她的女儿们不戴。这种景象并不罕见。

有时候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戴着头巾而另一个不戴。随便沿着伊斯坦布尔熙熙攘攘的街道散步都会发现戴着头巾和不戴头巾的妇女毫不费力、几乎是自然地相互交融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在政治领域就不能实现类似的姐妹情义呢？

最近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土耳其大约60%的妇女出门在外的时候裹住头部。但这是不是说60%戴着面纱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们所有的人都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呢？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在用土耳其语写作的时候会遇到八个不同表示头巾的词汇，各个都不相同。不同的妇女出于不同的原因佩戴头巾。某些人出于习惯或者传统原因而非宗教理由。对于其他人来说则出于政治动机。并非所有的妇女都是出于宗教保守主义而佩戴头巾，而并非所有佩戴头巾的妇女都是“无知”或者“受到压迫”。

但是，这一复杂性由于“面纱”的概念而不复存在。如果人们不加以区分，而且不考虑细微的差别，就会相信60%的土耳其妇女佩戴面纱。但是，同一调查显示，更多地出于政治而非传统原因完全裹住头部的妇女的比例只有不到11%。注意细微差别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就是说60%的妇女佩戴面纱以及说11%的妇女佩戴面纱。

不仅西方观察家们，而且连土耳其的精英们也不晓得这一复杂性。由于这里意识形态的冲突看起来集中在妇女的身体和服装，也许现在应该停止问“一个理想的土耳其妇女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开始问“是不是真的就应该有一种理想的土耳其妇女呢？”毕竟，多元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政治原则，而且这也是一个自由社会适用到个人上的原则，而不管是男子还是妇女。

我们土耳其思考伊斯兰是否可以和西方民主共存的问题已经有150多年了。经过150年的西方化和现代化，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具有多种难题。土耳其的妇女不仅弥合、也在加剧其紧张局面。